1938年1月，一位戴呢礼帽，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满面惊喜地来到延安。他就是哲学家梁漱溟。

　　与毛泽东八次深入交谈

　　梁漱溟在引领下走进杨家岭的毛泽东驻地，身着肥大棉服的毛泽东微笑着站在那里迎候。只见他热情地伸出手，握住梁的手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院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毛泽东，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北京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20年过去，毛泽东已成为中共的领袖，这真让梁漱溟感慨万千。

　　在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有八次深入交谈。有两次谈兴极浓，竟至通宵达旦。主旨皆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等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此番会晤，毛泽东的热诚坦荡、雄才大略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漱溟后来回忆时说：

　　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泽东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谈。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在延安看到“艰苦中的乐观”

　　其实，梁漱溟此次到延安，是有其政治背景的。1937年8月11日，由于抗战形势的迫切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决定，以此会议作为全国国防的最高决策机关。此机关下设“国防参议会”，作为其咨询机构。毛泽东、梁漱溟、张君劢、胡适、沈钧儒、黄炎培等25人被聘为首批参议员。8月1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并未参加。

　　步入如此高层的政治机构，梁漱溟表现积极、认真。不久，他与黄炎培等人有一次面晤蒋介石的机会。梁漱溟建言多关心农村，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组成乡村工作团，进行宣传，发动农村抗战工作。没想到，蒋介石完全赞同，并令他早日拟出详细计划。但因战局发生巨变，梁的计划也付诸东流。

　　1938年1月，国防参议会给各参议员下达任务。梁漱溟自请考察陕豫，其真实目的是到延安，“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交换”。到了延安地区，他先考察了那里的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他看到生活的贫苦，“举目所见，荒凉凄惨”，同时看到农民的精神气象，“确是活跃”，艰苦中有一种乐观态度。

　　让他更惊喜的是，这里的各级政权“都是选举出来的”。这对从事农村研究多年的梁漱溟来说，实在意外。另外，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虽捐弃前嫌，达成共同抗战的协议，但令梁焦虑的是，在后方参政时，他感到“党派问题是一切事情的总障碍”。在这一焦虑之下，他来到延安，“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梁漱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想听他对延安的意见。梁以“这里生气勃勃”作答，毛泽东说，不行，这是客套话。梁漱溟沉思片刻，对毛泽东说：“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毛泽东听罢微笑点头，相约再会。梁漱溟结束了这次延安之行。

　　屡次提案都没有下文

　　这次延安之行后不久，梁漱溟围绕战时农民问题，提出“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以解决农村交通运输不通畅、行政机关不健全、农民负担过重、农民生活贫困等问题。结果如石沉大海，令梁漱溟大失所望。但他很快又提交了份《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旨在为抗战输送足够多合格的兵源，减轻农民负担。与前两次一样，国民党政府又一次让梁漱溟失望了。

　　对于农村、农民的关注，自然与梁漱溟亲自指导和挂帅的乡村运动密不可分。他倡导的乡村运动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改良主义味道，但曾得到全国的关注，掀起过一股浪潮。在梁漱溟心中，“乡建”与“抗战”是密不可分的。更确切地说，梁漱溟是把“乡建”运动，视为抗日救国般天大的事来做的。

　　由于屡次提案都没有下文，1939年2月，梁漱溟请求到华北和华东各战区去视察。是年春，梁漱溟自四川大后方出发，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足迹踏遍川、皖、苏、冀、豫、晋、鲁七省，共五十多个县市。途中常昼伏夜行，历尽艰难险阻。谈及此行体会，梁漱溟说，“老百姓真苦”，“中国老百姓太好”，“为了抗战，他们受尽苦难，却没有怨恨国家”，“对于游击队的随时筹措给养、对于我们这样的过路军政人员的沿途提供招待，他们均主动负担且承认是完全应该的”。而让他扼腕的是，以当时的战争形势看，他一直不忍割舍的“开展乡村建设”的宏愿，不得不忍痛放弃了。

　　“我死，中国将怎么办？”

　　梁漱溟一直看不上蒋介石。全面抗战之初，蒋介石让人告诉梁漱溟希望他到武汉一叙。梁漱溟未予理会，曰：“我不能因为他派人传达这么一句话，我就自己去呀！我不去。”

　　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参政会，派成舍我、李师曾等请梁漱溟参加，梁一一辞谢。没办法，国民党搬出杜月笙说项。杜恭恭敬敬请梁到茶楼品茗，恭维一番后才进入正题：“我们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漱溟并未给他面子，让杜月笙碰了钉子。

　　梁漱溟在重庆办学，发表反国民党之论。特务头子沈醉奉蒋介石之命前去查办。梁漱溟见之，凛然曰：“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沈醉只能悻悻而去。

　　是年3月19日，国民参政会会议刚刚落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梁漱溟当选为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1941年5月20日，梁漱溟奉命赴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因萨空了全家在港，开销大，每月薪水为200元。梁漱溟在港独住，花费小，自定月薪100元。实际上，他每月只支50元用于生活，剩下50元支援萨空了。

　　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据说，在日寇飞机轮番扔下如雨炸弹之时，梁漱溟安然闭目打坐，如高僧穆然参佛。人问其故，笑答：“吾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耳！”后来在港文化人乘船撤离香港，天上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暗设，满船的人惴惴不安，食无味，夜难眠。独梁漱溟安然入睡，鼾声如雷。众人皆问：“你为何不惧？”梁答：“怕有何用？我岂能死？我死，中国将怎么办？”

　　据《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汪兆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