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初，我被指派到邻村一个学校担任民办教师。校长让我接手七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班）的语文兼政治课。

　　初次登上讲台，难免有些紧张。正当我低头打开点名册准备点名时，突然听到课堂上传来“噗嗤”的笑声。难道是我哪里做错了吗？疑惑中，我抬头探寻笑声的源头，也禁不住笑了。原来，我们村和我同时上学的同桌——一位半大小子，如今却坐在学生中间，居然成了我的学生。

　　下课后，好奇的学生们把我那个当年的同桌团团围住，刨根问底。“这不明摆着吗，人家学习好，我学习不好；人家跳过两个年级，我留级一年。正好人家高中毕业了，我上初中毕业班。”那个年代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二年的学制，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巧合。

　　当时全校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为了不干扰别人办公，老师找学生谈话都是在宿舍里。特殊的“师生”关系，引出不少故事。一天放学后，他说有事找我，于是在我的宿舍里，我俩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谈判。这次谈判达成的共识是：第一，作为学生，他尊重我这个老师，决不给我出难题；第二，作为老师，我照顾他的尊严，课堂提问不点他的名；第三，作为小时候的玩伴，互相尊重，决不在学校传播小时候那些“糗事”。

　　因为我对他照顾，其他老师多少受到了影响，也给他一些“优惠”政策。因此，他也有一些优越感。一次，周末放学，我骑自行车回家，刚出校门，就听到“嗖”的一声，车后座上来一个人。我扭头一看，正是那小子。“立起，在学校叫你老师，总觉得不好张口；不叫老师，又不知道叫啥好？”我灵机一动，说：“叫老师多别扭，干脆你就叫我哥吧！”其实，论辈分，我得叫他叔。在农村，侄子让叔叫大哥是常见的玩笑话。他一听，觉得不对劲儿，抡起拳头砸我后背，说：“你可别惹我，进了咱们庄，我就有法治你了！”我赶紧收场，说：“别闹了，不然车子倒了，会摔坏我三奶奶的老疙瘩……”

　　48年过去了。我和我当年同桌间的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首次公开。艾立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