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婚姻由媒妁之言促成，其中不乏嫁妆聘礼的生意经，蕴涵老一代的理性慎选兴家的智慧。而当自由恋爱于20世纪初冒出头后，婚姻的样式便丰富起来。

　　开办女校，婚姻打破家庭束缚

　　自由恋爱源自接受学堂教育的新女性。1905年，荆州将军祥亨的独女继识一倾全部家产自办箴宜女校，开妇女进学堂读书之先河。传统妇女读书是家塾私教，新式妇女读书却是走出宅门，抛头露面，打破家庭束缚。

　　1919年就学北京女子高级师范学校的程俊英回忆道，女教员在学校里起哄，将教育传统女德的老师赶走。因为能离家上学的女生，“每个人都有一部家庭的斗争史”。而且女校的学费十分昂贵，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新一代女学生手里有钱，心里充满反抗精神，自然大谈自由恋爱。相比包办婚姻，自由恋爱使许多女性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但事有两面，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子在自由恋爱时，往往遭遇困境。

　　“许多年轻的少女们，或意识薄弱的女子，她们平常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虑，对于社会的复杂现象也看不清楚。习染了自由恋爱的风气之后，偶然地碰到了任何的异性，都很容易地谈情说爱起来。”民国初年的妇权杂志《新女性》对自由恋爱进行了犀利分析，“她们说，恋爱是她们的生活的全部。但是，这种恋爱是没有基础的，只是建立在那种动荡的情感之上。等到那没有实质的爱情的肥皂泡吹破了之后，她们所获得的便是失望和破灭，种种惨痛的悲剧会由此展开。”

　　自由恋爱制造悲剧怨偶，症结在教育。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只办学校，却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时人戏称“游民教育”。女学生学成毕业，若谋不到教职，只能吃闲饭。

　　因此，女学生谈自由恋爱的目标，最终还是结婚找“饭票”。

　　浪漫女学生爱嫁黄埔军官

　　黄埔军校建立后，报考资格要求中学以上学历，军校军官因而成为女学生自由恋爱的重点对象。

　　当时情窦初开的知识女青年，学历普遍是小学至中学。黄埔军官的知识水平与女学生相当，具备谈情说爱的共同语言，行为谈吐更散发着美人爱慕的英雄气概。同样重要的是，军官收入优渥。一个上尉连长的饷银是50块大洋。同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是教书，一个小学教员月薪不到20元。因此，女学生对黄埔军官是青睐有加的。

　　“黄埔军官年轻有为，更为人瞩目，自然也就成了女学生、女青年追逐的目标。”抗战时期在华北与八路军紧密合作的李默庵（黄埔一期），追忆了女学生倒追黄埔军官的热情，“我记得在长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学校招聘文书人员。女学生围上来，每人给在场的军人一张照片。也有的青年军官，很快交上了女朋友，并肩在大街上行走，卿卿我我，惹得小孩子们跟着他们后面取笑。”

　　李默庵被女学生包围时，已是上校团长，但女学生对军官的爱慕是不分官阶的。同时期在南昌任少校股长的帅学富，时常收到陌生女孩的情书。他回忆：“南昌当时的民谣，即有‘生为女儿身，愿嫁三皮客’之句。在此一段时间，我们真是黄金时代。我经常接到素不相识的女学生来信，使我惊喜交集，茫然不知所措。”

　　“三皮”是军官配备的皮带、皮鞭与皮靴。“三皮客”到了上海，同样也是十里洋场摩登女生的梦中情人。李默庵随军进驻上海，南市商会会长赶来为侄女提亲。上海豪门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出众，举止端庄，言语适度，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总算打动李默庵。

　　女学生嫁给军人后，总会热心做媒，介绍自己的同学姐妹嫁入军中。当时的黄埔军官，找对象是不愁无人介绍的。

　　基层军官娶亲养家难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人的身价大跌。

　　抗战时期，一桩重大血案轰动陪都重庆。一位上校团长到银行提取公款，经办女职员爱理不理，只顾与旁人打情骂俏，一拖就是一上午。团长不耐烦催促，女职员回以冷眼。团长军人脾气，破口大骂。女职员却逞起一张利嘴，冷嘲热讽起来：“团长有什么了不起？我家里养的那只哈巴狗，也要比你这团长过得好啦！”国民党上校竟被骂成不如狗，团长勃然大怒，拔出佩枪将女职员当场击毙，然后交代银行职员叫来宪兵，敢做敢当。此案成为陪都的火热新闻，惊动最高当局。蒋介石亲批宽释，不了了之。

　　抗战时，物价飙升，国民党的军人薪饷未随物价提高。军政部曾有怪案，次长张定璠中将失窃旧西装2套与皮鞋2双。军政最高部门的机密重地居然遭贼人光顾，事关重大，当局严格调查，赫然发现是一位中校出手盗取。中校供认家累太重，无法谋生，不得不窃取旧衣旧鞋变卖养家。

　　重庆大后方纸醉金迷，拜金女孩瞧不起贫穷军官。但与之相对的是，前线战区受战火摧残，对军人是满心崇敬的。第79师挺进郑州，时任排长的徐枕发现战区老百姓热烈欢迎军人，“那些年轻的小姐们，对官兵有一种说不出的敬慕之心”。当地老百姓争找军官为婿，“只要女儿有一位军官带了去，就欢乐放心，根本不需什么喜饼与嫁妆”。

　　军官娶亲很容易，但养家实在太困难，老百姓却还是喜欢招军官当女婿。因为军官知识水平高，社会阅历广，更有不同凡俗的开创力，只要放下枪杆，踏实打拼，还是可以过上好生活的。大多数成婚的军官，都要面对岳家的殷勤劝说，希望他脱掉军服，在民间定下来安家兴业。

　　徐枕追忆道，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政工人员曾以婚姻为专题，发起小组讨论。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大呼军人应该结婚：“理由是战场生活枯燥，为了使奋发杀敌之军人生活，有家庭调节与欢聚。又因战时死亡人数太大，应积极增加人口，以为持久战争中新生人力之培育。”少数派提出反对意见，以现实家累立论，“抗战时期基层军官无力养家，为谋求家庭生活，必将发生不法行为”。双方各执一端，论辩热烈。

　　最终，长官提出无可辩难的结论。抗日战争是“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的民族战争，军人志在马革裹尸，结婚徒然制造寡妇，即使侥幸存活，也养不起家。

　　据《凤凰周刊》 霍安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