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是曾国藩长子，出身于这样的官宦人家，婚事应该十分顺利。然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由于曾国藩自设樊篱，耳朵又软，结果曾纪泽的婚事一波三折。最后曾国藩挨了老父亲曾麟书一顿痛骂，才不得已把儿子曾纪泽的婚事给定下来。

　　挑来挑去没一个中意的

　　有关曾纪泽婚事的记载，最早见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十四日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信中：“周介夫鸣鸾放安徽庐凤道，其女儿欲许字纪泽。常南陔大淳升安徽臬台，其孙女欲许字纪泽。余俱不甚愿。”曾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二，此时虚龄6岁，实际年龄不到4岁半。

　　曾国藩信中提到两人，第一人周鸣鸾，字介夫，湖南长沙人，此前由湖北武昌知府升任安徽庐凤道；第二人常大淳，号兰陔（也写为南陔)，湖南衡阳人，此前由浙江盐运使升任安徽按察使。曾国藩当时的职务是从四品衔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常两家可能觉得与曾家门当户对，又都是湖南人，因而分别提出与曾家联姻，要将女儿或孙女许配给曾纪泽。然而，曾国藩都不情愿。

　　对此，曾国藩在当年五月十二日《禀父母》信中作了说明：一是儿子还小，不必急于订婚；二是只求对方是勤劳简朴孝顺友爱之家，不愿与官宦人家结亲，否则下一辈很可能养成奢侈懒惰恶习。听说常家公子哥儿官宦习气太重之后，曾国藩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他不仅要求退还常家“女庚”（即女方的年庚帖子。旧时谈婚论嫁，男女双方都要通过煤人互换庚帖)，而且准备亲自给常大淳写信答复这件事。

　　然而有意思的是，几年后，也就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常大淳又托曾国藩好友郭嵩焘说媒，要将幼女许配给曾纪泽，其中一个八九岁，一个六七岁，由曾家任意选择一个。可能是这回订婚的对象是常家女儿而不是孙女，辈分上不吃亏且能二选其一，当然也有可能是媒人郭嵩焘的面子大、说辞好，总之曾国藩开头没再拒绝，而是给叔叔写信，请他征求堂上大人意见。

　　当时除了衡阳常家之外，桂阳州李家也想将妹妹许配给曾纪泽。但出人意料的是，曾家最后不仅拒绝了李家提亲，而且常家女儿也被冷落。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写给父母亲的信中说明了其中原因：“李家那边的亲事，因桂阳州往来太不便，我已跟媒人回话不结亲了。常家那边的亲事，因他女儿是小老婆生的，又听说常家妻妾不和，常家公子也不朴实敦厚，所以也不愿结亲。常大淳此前来京出差，见面时我有意不提此事，他自然心知肚明。”

　　曾国藩在信中还说：“纪泽的婚事虽然屡不成功，但我当年也是15岁开始订婚，纪泽再缓一两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或者求大人在乡下选一个耕读人家的女儿，或者我在京城另外给他物色对象，总之要以没有富贵习气为主。”

　　选定贺家女儿却突然悔婚

　　到了咸丰元年(1851年)，曾纪泽13岁了，婚事才被重新提起。当时进入曾家视线的姑娘同样有好几位，其中黄兆麟13岁的女儿让曾国藩最满意。黄兆麟字叔文，湖南善化人，曾任光禄寺少卿。可是，曾国藩托人去黄家提亲，黄兆麟却说：曾国藩有可能荣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要回避。曾国藩不知他是真心这样想，还是故意找托辞，总之这门亲事没有开始就有了结尾。

　　得知曾纪泽尚无对象后，曾国藩老友罗泽南打算为贺长龄12岁的女北做媒。贺是湖南善化人，官至云贵总督，后被问责罢官并于三年前去世。善化贺氏是湖湘望族，家风有口皆碑，曾国藩对贺长龄也很崇敬，按理说没有不同意的理由。然而他偏要鸡蛋里挑骨头。一是当时流行姐弟婚，贺家女儿却小一岁；二是顾忌贺长龄是长辈，不想乱了辈分。曾国藩于是给几位老弟写信，要他们在长沙看到罗泽南时，先把这两层意思道破，他再择日写信通知罗泽南这门亲事不合适。

　　可能是别人做了工作，也可能是曾国藩反复考虑之后，觉得没有比贺家更合适的人家，总之两个月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不仅同意了这门亲事，而且写信要求家人细细访问罗泽南，如果贺家女儿确实敦厚持重，就赶紧张罗定下来。曾国藩还说：当年贺长龄无辜被罢官，我本可说上话，却胆小怕事，因而感到愧疚，如果能够联姻，也是弥补以住过错的好机会。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曾贺两家正式订婚前夕，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十二日曾国藩突然给弟弟们写来一信，说贺家女儿是小老婆生的，要悔婚：“这边有一点儿麻烦，不能不告知家中：凡儿女定亲，京师妇女最讲究对方是嫡出还是庶出，内人托人打听，知道贺家女儿是庶出，就非常不情愿。我屡屡劝说，嫡、庶有何区别，况且父亲大人已经欣喜地答应了这门亲事，怎能再有别的想法？但内人的意思是，做丈夫的先有嫌弃妻子是庶出的想法，做妻子的便会局促不安，日后情事错综复杂，不可不早作考虑。请诸位弟弟宛转禀明父母大人，此事还须斟酌，订盟之事暂且缓一缓。”

　　遭父亲严厉训斥后真诚悔过

　　此前曾国藩嫌弃常家幼女是庶出，跟家人说后并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由于他的反复无常，父亲曾麟书这回一反常态，亲自回信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痛快淋漓发泄心中怒气后，曾麟书写道：“你曾在信中说：如能跟贺家联姻，也可弥补以往过错，这才定下这门亲事。此事谁都知道，如今却以庶出不要人家，以后谁敢再上门提亲？贺氏固然难为情，你难道有面目见地下的贺长龄？你来信要我定贺女为孙媳，经过多方了解后，我决定择期订盟，你却突然变卦，难道有面目回家见我吗？！”

　　曾国藩接读此信时，绝对没有想到父亲竟会如此不顾情面，痛斥已是二品京官的儿子。为免陷于不孝之地，他连续发出数信，表示此前嫌贺家女儿是庶出的想法极其错误，自己已悔青了肠子，恳求各位老弟敬告父亲大人，仍然请他做主，让纪泽与贺女婚配，以成佳偶。

　　曾国藩既已真诚悔过、痛改前非，曾麟书自然不再计较，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他给儿子写信，表示“泽之亲事，一定对贺氏之女，佳偶天成，家之幸也，亦尔夫妇之福也”。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曾纪泽的婚事终于定了下来，而且于咸丰六年(1856年)在长沙举行了婚礼。

　　然而不幸的是，曾纪泽的原配夫人贺氏，一年后竟在湘乡乡下难产去世。曾纪泽后来续娶曾国藩好友刘蓉的女儿为妻，可能怕再好事多磨，没有对外张扬就定下来了，结果不仅实现了曾国藩想在家乡耕读人家找儿媳的愿望（刘蓉此时尚是地方绅士)，而且曾纪泽也获得了幸福美满婚姻。

　　据《文史天地》 眭达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