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高课”：在沦陷区无孔不入

　　在几类日本特务机关中，特高课的发展最为漫长，最初是负责处置日本国内反体制社会运动的秘密组织。1874年，日本发生自由民权运动，发起者向明治政府提出开设议会、减免地租及保障言论与集会自由等一系列要求，一些地方甚至发展为暴动。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日本政府设立了“国事警察”。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将“国事警察”改称“高等警察”。1911年8月，警视厅设立了以取缔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为目的的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警察这一组织正式形成，这也是最早的“特高课”。

　　随时间发展，特高课的分支也逐渐多元化。“九一八”事变后，驻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开始设立在中国沦陷区的特高课。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把中国东北当作反苏和扩大侵华战争的基地，故特高课组织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除此之外，在华北、内蒙古、上海、中国台湾等地亦遍设宪兵特高课组织。

　　特高课负责中国沦陷区的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具体说来有五个目的：一是宣传安抚、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二是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三是破坏地下抗日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四是监视伪高官言行；五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

　　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特高课，网罗特高第二课的川岛芳子、南造云子等高级间谍，利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为掩护搜集情报，并以各种手段控制其属下的中国和白俄情报人员。特高课“思想对策”主任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侦察计划、命令方案为《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齐检举共产党计划一览表》，并在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同时实行大逮捕。他们对被捕者酷刑逼供，其中大多是教育界、报界的爱国人士，多人被迫害致死。特高课维持沦陷区的统治、窃取中国军队重要情报、残酷镇压和破坏地下抗日组织，并对百姓实行白色恐怖，给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重大损失。

　　用心险恶的“梅兰竹菊”机关

　　日本侵入中国上海后，在上海建立了专门的特务机构“梅机关”，并且在臭名昭著的“76号”（汪伪特工总部）配合下，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抵抗组织展开彻底清除。实际上，历史上的日本在华情报机关不止“梅机关”一个，而是建立了以“梅”“兰”“竹”“菊”为代号的四项工作，并设立梅、兰、竹、菊四个特务机关，专门负责谋略和谍报活动。

　　四大机关中，“梅机关”最为臭名昭著。梅机关是华中日本特务最高机构代号，最初建立在上海“梅花堂”而得名。该机关直接负责人是影佐祯昭，也是汪伪政府的幕后指使人。1939年5月，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到达上海，开始筹建伪中央政府。日本军部以影佐祯昭为首的一批军政人员，在上海谋划支持汪精卫成立伪政权的各项活动。同年8月22日正式成立梅机关，主要任务是密切监视汪精卫集团，调整汪精卫与其他汉奸的关系，扶植成立伪中央政权。10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梅机关改归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

　　“兰机关”的意图则更为明显，主要是为了诱降当时负责两广地区的白崇禧和李宗仁，想让这两个人合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1938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第二期谋略计划”，其中详细制定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利用”分期策略。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即开展以“兰”为代号的特务工作，由少将和知鹰二主持的“兰机关”具体执行，负责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拉拢。

　　1939年下半年，日军继续利用桂系和蒋介石的不和，特派曾在南宁担任军事顾问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线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中井派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人密谈，并发出“致李、白将军书”的诱降书，被李宗仁等人严词拒绝。针对汪精卫投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先后与日本、伪满洲国签订条约，李宗仁和白崇禧又于1940年12月联名发表通电，声讨汪氏的卖国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至此，日本诱降李、白二人的“兰”工作彻底破产。

　　“竹”工作是针对北洋旧将吴佩孚的工作，由“竹机关”负责。该机关由日本陆军、海军与外务省三方面派员联合组成，专门负责开展对华军政上层人物诱降与策动在中国成立统一的汉奸政府的工作。由土肥原贤二主持，因此又被称为“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贤二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有声望又有军政势力和能力的中国头面人物来充当汉奸政府的首脑。吴佩孚就是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之一。之后，随着诱降汪精卫的工作取得了进展，日方遂决定建立一个由汪精卫主政、吴佩孚主军的“北吴南汪”的伪中央政权。根据土肥原的安排，1939年1月24日，以“和平救国会”名义请吴佩孚“出山”任“绥靖委员长”，并派人游说吴佩孚，同时唆使平津地区的汉奸散布谣言，说吴佩孚已接受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要职，并伪造吴主张“中日议和”的通电，企图造成既定事实，逼迫吴佩孚就范。吴佩孚大怒，向美国合众社记者表示所谓接受日本重任纯属伪造。

　　土肥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1939年1月30日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交给吴佩孚和中外记者，其主要内容是说吴佩孚愿意为“中日提携”努力、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等。但吴佩孚识破了日方诡计，面对中外记者，他说：“中国人希望和平！我想日本人也希望和平。打起仗来，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看中日和平的条件无非两条：一条是日本无条件撤兵，大兵驻在别人的国家，总是不行的；二条是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番讲话，让土肥原大为光火，只得大声宣布“休会”。

　　此后，土肥原不甘心，又企图以私人感情打动吴佩孚。吴仍不为所动，土肥原工作失败，被勒令回国，“竹”工作因此而归于失败。

　　相较之下，“菊机关”的知名度不如其他三个机关高，相关历史记载少。可以确定的是，“菊机关”是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山本募于1939年10月组织而成，地点设在福建。该情报机构最出名的工作是1939年底策反国民党闽粤边防军总指挥黄大伟。日军攻占厦门后，又决定在华南开展新一轮攻势，奈何兵力不足，难以发动全线进攻，便想借助伪军为其卖命。在此背景下，黄大伟进入了日方视野。最终，在“菊机关”的策动下，黄大伟公开投敌，并受命于“菊机关”，组建了“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1944年，随着黄大伟在上海被暗杀，“菊机关”也逐渐消失在历史记载之中。

　　据《国家人文历史》 马紫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