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清军官兵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极其浅薄，以至于开战两年了，连太平天国的头领是谁也搞不清楚。
湘军情报机构的建立
1854年10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武昌城，驻节汉江沿岸，整军誓师，准备沿江而下。这时，有人呈上一本手抄的小册子，部下宣称这本册子记载了太平天国的有关情报。曾国藩将信将疑，随手翻看几页之后，将这本册子收下了。不久，湘军连克蕲州、田镇等地，缴获成箱的太平天国文书。曾国藩与幕僚研读这些文牍时，猛然发现这些文件的记载与此前那本小册子正相对应，经过仔细对比，小册子记载的情报大部分得到了证实。曾国藩惊喜不已，赶忙召见作者。
在曾国藩的热切期盼中，一位其貌不扬的男子走了进来。来人自称张德坚，原是湖北巡抚手下的巡捕官，本来是一个维持治安的捕头。小册子名为《贼情集要》，是他平日留心搜集的太平军情报的合集。
原来，在1853年太平军围攻武昌时，武昌城内不过千余兵卒而城下的太平军兵力雄厚，湖北巡抚常大淳力战不能胜，举家自尽。在一片混乱中，张德坚的巡捕生涯到头了。巡捕官平日里走街串巷，消息一贯灵通。而这一次，张德坚发现局势不同以住，连对手的头领是谁都搞不清楚。围攻武昌的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率领下，各路大军又各有统属，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开芳、林凤祥、李秀成、陈玉成一齐上阵，可谓将星云集，但也极大地考验着清军的分析能力。张德坚着手收集情报，但很快又发现这些情报各自矛盾的地方太多。他经常化装潜入太平军军营周围，还与太平军士兵、被掳的逃人以及来往的难民攀谈，由此汇集成了《贼情集要》书。这是当时第一部系统介绍太平天国制度的作品。张德坚还提到自己投奔过继任的湖广总督吴文镕。
听到吴文镕三个字，曾国藩长吁一声。这位吴制台（总督也称“制台”)正是曾国藩会试时的主考官，按当时的规矩，吴文镕是曾的“座师”，对他有提携之功。咸丰三年(1853年)，吴文镕来到湖北任职，不久就遭到太平军重兵围困，之后兵败如山倒，他绝望地投塘自尽。
张德坚对曾国藩说：“大帅独能办贼，必能知贼，亦必乐人之知贼，聊为之献耳。”曾国藩当即于行营中设立一情报机构，名为“采编所”，在张德坚所呈《贼情集要》小册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太平天国情报，并以张德坚为总纂官。
情报人员或许曾是太平军高官
张德坚分析了太平军情报不易得的原因。首先是清军对太平军一味武力镇压，“有剿无抚”，不像古人打仗，两军交战前互下战书，互遣来使，故不易探听太平军内部虚实。其次，有不少从太平军逃归的士人，但湘军对这些人太残酷，以至于这些人拼命掩饰自己的经历，更不敢讲出自己在太平军中的所见所闻。而当时的太平军俘虏的供词往往相当不可靠，有不少硬汉即使被俘也绝不透露消息，甚至大骂说客，自称“军势强盛”。而软弱变节者为了讨好湘军，又会拼命贬损太平军的武力，说“贼不足平”，湘军还是不知深浅。有时会有太平军官员主动投奔湘军，然后就领着大队湘军走进了太平军的埋伏圈，搞得最后清军对前来投奔的太平军官兵一概杀头。湘军主动派住太平军的间谍又不知道对方的军营口令，靠近必被抓，根本无法潜人。
为此，新的情报机构——采编所汇集了湘军中最了解太平天国的一批人。每个成员都有一段传奇经历。如浙江人邵彦烺本是湘军中小有名气的火器专家，两次坚守湖北鄂城，所造巨炮“击挫贼锋，屡获奇效”，他所负责探听的太平军武器装备与练兵阵法等情报尤其专业。
江苏童生程奉璜则是从天京逃出的卧底。与张德坚主动跑到太平军军营中搜集情报不同，程奉璜的经历更加曲折，他曾被太平军抓进军营。太平军士兵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对这位童生很重视，想让程奉璜出谋划策。张德坚称赞程奉璜本是“图为荆聂”，原本想要像荆轲、聂政那样当个刺客，自然没有成功，于是欲“尽知贼情，以冀一朝复见天日”，献给官军，以“补官军所不逮”。在太平军营中，程奉璜暗中对军事情报“潜察而默识”，其间深入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潜伏，并在太平军放松警惕后成功逃离。
其实，就程奉璜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一定在太平天国做到了不低的官职。他不仅提供了太平军各将领进驻天京以后的活动及太平天国内部关系的情况，还默写了洪秀全的三通诏旨，这显然不是一般的书生能接触到的情报。可见程奉璜能接触到的太平军情报非比寻常，由此联系到此前他“图为荆聂”的计划，要不是天京城内护卫严密，说不定洪秀全真的会有危险。
准确预测天京事变
在张德坚的主持下，采编所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轨。1856年底，采编所编成《贼情汇纂》一书，成为当时最为全面的太平天国研究作品。他们大量采访了官绅、兵勇、难民与太平军俘虏。有些官绅参与过太平天国政权，有人说这些人不可靠，张德坚就亲自与其长谈。很快采编所摸清了太平天国高层的信息，编订出了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简历。
这部分最有价值的情报莫过于对洪秀全、杨秀清矛盾的分析。采编所发现，洪秀全“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就将一切军务都推给杨秀清裁决，自己躲在深宫之中。而杨秀清“自恃功高”，朝见天王时“立而不跪”，还经常诈称天父附体让洪秀全跪他，甚至几次当众“杖责”天王。采编所指出，杨秀清“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
而韦昌辉与杨秀清的关系更是微妙，遇到军务事件，韦昌辉要首先“禀奏”杨秀清，得到首肯后再“禀告”洪秀全，实际上这件事早已由杨秀清主持施行了。韦昌辉由此对杨秀清不满，认为杨看自己“位下一等”。在西征湖北时，杨秀清朝令夕改，先让韦昌辉领兵，后又召回。韦昌辉部下张子朋犯错，杨秀清当众责打韦昌辉数百杖，打完了又依照惯例口吐白沫，意思说刚才那几百军棍是天父打的，与我不相干。采编所认为，杨秀清与洪秀全在领导权上的矛盾十分尖锐，而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更是无法调节，“似不久必有吞并之事”。
要知道，这些线索至今还是学界解释1856年天京事变起因的论据。天京事变发生在1856年底，而采编所获得的这些情报是在1855年左右由程奉璜自天京内部收集，准确预见了太平天国核心集团的矛盾与冲突，其价值不言而喻。采编所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太平天国诸王、天侯、内官等的信息，并编订了太平天国官制表，清军终于得以一窥太平天国内部的行政运作。
在采编所的工作下，湘军了解了当下的太平军数倍于己的形势，从此改弦更张，以步步为营的“站墙子之法”来逐步向长江下游推进。
据《国家人文历史》 罗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