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市场神话：1979年，常彦执导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中国总人口9亿多、电影票价只有五分至三角钱的情况下，创下6亿人次观影、1.8亿元票房的奇迹。影片上映期间，有的影院24小时不间断放映；有的观众连看八九遍，将台词倒背如流；有的地方放映机一亮，万人空巷。

　　翻看常彦的履历，他做了不少“第一个吃螃蟹”的事——

　　1952年，他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摄影专业的大学生。1956年，他被国家选派赴德留学，在认真研究电影学院教学大纲后，发现和国内学习的内容差不多，便果断申请改变留学志愿，到德发电影制片厂实习，将先进的电影技术和制片理念带回国。

　　1978年，他顶着各方压力，创作当时鲜有人涉及的隐蔽战线题材，并在彩色片占据银幕的年代，用黑白胶片拍摄了《保密局的枪声》。他还破天荒地在电影中表现英雄进退两难的抉择和特务老谋深算的方略，在“乌云遮不住太阳”的主旋律下，展示正义与邪恶一次又一次残酷的较量。这样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奇峰迭起的故事情节、焕然一新的电影语言，勾勒出了谍战片的清晰形态，为中国电影闯出了一条新路。

　　之后，他又执导抨击社会不正之风的电影《在被告后面》、在全国掀起一股吉他热潮的电影《路边吉他队》、关注老年人生活境遇的电影《夏之雨，冬之梦》等，先后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

　　梳理常彦的作品，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题材杂。他谦虚地说自己是搞“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实际上，每一次他都打破思想禁锢，将一种风格做到极致，又不固守已有的成绩，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去开创另一种风格。

　　求新求变是建立在扎实艺术功底之上的厚积薄发。常彦从小爱好文艺，自十几岁入行，不论当兵、求学、工作，书本、画具、乐器不离身，见缝插针、刻苦钻研。强烈的求知心态，让常彦练就了能文能武的本领——“文”能编剧、写歌、评论，“武”会表演、摄影、画画，弹奏各种乐器，而且既通又专，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绘画作品曾参加专业展览，还在《桥》《赵一曼》等片中出演角色。这些技能在他体内慢慢发酵，滋养着创作，酝酿着新的可能。

　　求新求变就会面对很多不可控的变数，需要经历比平常更多的艰辛。在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为了节省昂贵的胶片，一个镜头只能拍两三次，常彦就尽量把探索的过程放在拍摄前。他经常在家一人分饰几角，反复推演剧本，计算每场戏大概的时间。连当时上小学的儿子都被发动起来，帮他掐秒表。不同场次拍摄同一场景，他每次都不重复，宁愿费时费事，也要选到最理想的位置、角度。

　　年逾花甲，他又投入《多思年华》的创作。以前主要和电影打交道，这部电视剧于他又是全新的领域。新鲜感激活了全身的艺术细胞，使他进入玩命工作的状态，突发心梗，也只休息一下就返回剧组。

　　如今，常彦年岁大了，扛不动摄像机、拿不稳导筒，他就学起了拼音打字，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敲出了近百万字，出版了《一个电影导演的自述》《常彦电影文论集》等著作。晚年，他不只爱好写作，还喜欢看书，每隔一段时间就买批书回来研究。李蕾 任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