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到来时。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格外怀念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东北人。1957年，母亲生我时已经42岁了，我是家里的老八，7个哥哥姐姐当时都已成家立业，除了大哥和三姐在外上班，其余都在农村务农。为了供我读书，父亲与3个哥哥每天早出晚归，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母亲除了带着嫂嫂们操持家务外，还要腾出时间外出摆摊。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父母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们吃饱穿暖，爱干净的母亲还要求我必须穿戴整齐干净。生活的重担常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可在我面前，他们却从没抱怨过一句。

　　1971年，我14岁，读小学五年级。当时已在公社上班多年的大哥，因工作需要调到了旗（县）里。按照政策，迁户口时可带一个不满16岁的亲属，经过商量，我成为幸运儿，跟着大哥将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县里。临走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一定要好好读书！”父母非要供我读书的事，村里人很不理解，有人说：“老王太太不知天高地厚，供儿子念书能怎样？到头来还不是顺垄沟找豆包。”但母亲却很坚定：“顺垄沟找豆包也要有文化，识字就比不识字强。”我没有辜负二老的希望，1972年小学毕业时，全班60多人只有我和另一名同学考上了初中。

　　1973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在农场上班的三姐怕影响到我求学，便托关系将我的户口从县城转到了农场。随之，我来到农场的学校读书。1976年，19岁的我高中毕业，成为国有农场的职工。

　　此后，父母来到农场和我一起生活。父母不仅承包了所有家务，有啥好吃好用的也全部给我，还督促我继续深造，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1981年，我24岁时当上了农场团委书记。我边工作边学习，1985年，我考上了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脱产学习2年，这是党组织培养的结果，也与父母的家教密不可分。

　　1989年1月，我和妻子从农场调到城里，我被安排到检察院工作，妻子则继续当教师。我把父母接到城里，全家其乐融融。

　　1999年农历八月初二，母亲离开了我们，享年85岁。2007年农历四月二十六，父亲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此后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久久伫立在窗前，仰望着满天星斗，寻找着属于父母的那两颗最亮的星星，看着、想着，泪珠便滑落眼角。

　　岁月易逝，记忆犹在。父母的音容笑貌始终印在我的心里。王玉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