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4月，慈禧借口中法越南战事中方失利，指责恭亲王奕訢等军机大臣对“朝廷振作求治之意”不肯“实力奉行”，下旨改组军机处。最终的结果是，包括奕訢、宝鋆等在内的军机大臣悉数被免职，奕訢被勒令居家养病。虽保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但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

　　从此，奕訢开始了长达十年、“家居养疾”的赋闲生活。

　　集唐自娱

　　奕訢自幼喜好诗词文章，留存下来的作品集有《乐道堂文钞》《乐道堂续钞》《乐道堂诗钞》《萃锦吟》等。从首席军机大臣的职位上被罢黜成为一闲散亲王后，他像当年被罢相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一样，集唐诗自娱，“取唐诗置诸案头，信手拈吟，以消永日”，留下了8卷《萃锦吟》、1073首诗作。

　　《萃锦吟》中的作品，最早作于1884年6月25日，最晚的一首作于光绪十五年除夕（1890年1月20日）。一共持续了五年半的时间，为奕訢闲居十年的前五年。

　　奕訢集唐诗以自娱，正如他所说的“年来闲居无事，惟以集句自娱”，也借集唐诗以行韬晦之策。在给弟弟、醇亲王奕譞的诗句中，他多次有“自怜终乏马卿才”“此心因病亦成灰”等表明无意权力的诗句。为免慈禧猜忌，被免后他将自己的交游圈缩得很小。《萃锦吟》中所涉及的朝臣，除奕譞、宝鋆等之外，也就董恂、李鸿章等有限几人。

　　据学者统计，奕訢《萃锦吟》里引用的唐诗有1000多首。流传下来的唐诗有5万多首，奕訢竟能随手拿来，巧妙地集在一起。此外，《萃锦吟》中，不乏奕訢即席赋成的诗作，如《佩蘅相国招饮观剧即席二律》等。这些，都表明恭亲王奕訢对唐诗的喜爱和熟悉，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门庭冷落

　　1885年春，爱子载潢去世后，为排遣心中苦闷、将养病躯，奕訢带上唐诗书卷，和家人、侍卫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西山之游。由昆明湖泛舟至玉泉山，先后游览了万寿寺、龙泉庵、香界寺、宝珠洞、普觉寺（卧佛寺）、戒台寺、岫云寺（俗称潭柘寺）等等。边游边吟，集唐诗吟成《大觉寺竹径听泉》《憩云轩即景观瀑布池鱼》等40余首诗。

　　回到恭王府，他开始把赋闲以来的所有集唐诗加以整理，于五月编定为《萃锦吟》卷一。赋闲期间的奕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寄情山水。5年间，仅北京西郊的潭柘寺他就去了5次。

　　戒坛寺亦名戒台寺，有罗汉堂36间，500应真法像。由于年久失修，罗汉堂已坍塌。1886年，奕訢捐银万两，雇来工匠加以修葺。与此同时，他在戒台寺后仿恭王府后罩楼盖了一栋罩楼，带儿子载滢长期在此居住。为方便使用，奕訢还把恭王府的60多件家具搬到了戒台寺。

　　赋闲十年，也让奕訢这位当年的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备尝“门庭冷落”的滋味。

　　1886年的春节，正是立春。两“春”重叠本是“大吉日”，竟没有几个贺客上门。往年，府前一向是车水马龙，如今赋闲在家，少有客人上门，奕訢只好“闲居习静读画看书”。他也因此集唐诗自嘲，“富贵祝来何所遂，世间难得自由身”。

　　此后两年的春节，冷落依旧，和他酬唱的只有七弟奕譞和老同事、前军机大臣宝鋆。奕訢再度以“车如流水马如龙”自我解嘲。

　　日长似岁、访客稀少，奕訢只好借集唐诗消磨长日永夜。《萃锦吟》卷四收录了奕訢于1887年所作的集句诗，其中的《幽居月令诗》，他依韵每月一首，共写了12首。他与奕譞、宝鋆除了观剧、饮酒等唱和外，想到古人有“文战笔战酒战茗战棋战”，便以诗战命题，三人比赛。尽管最终败北，奕訢依旧兴味盎然。1888年春节，前来拜年的亲朋好友屈指可数，“日坐书斋”的奕訢，闲极无聊，每日集诗一首，竟然从初一日写到三十日。

　　1893年十一月，奕訢在府邸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按惯例，恭亲王过生日，一般是演戏三天，请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等名角到府献艺。这一年，尽管三卷勾连搭式的大戏楼名角依旧穿梭，可除了王府人员以外，“正生日”当天的贺客只有李鸿藻、荣禄、崇礼、敬信、翁同龢和孙燮六位而已。

　　这与当年他声势烜赫时贺客盈门，甚至慈禧太后等也常过府看戏的热闹气氛相比，不啻于云泥之别。看着闳敞而温暖的大戏楼只稀疏地坐着这么几个客人，奕訢怎能不油然而生一种失落感呢？

　　重新出山

　　赋闲期间，慈禧太后偶尔也会向这位失意亲王略施恩惠，一来可借以表达对奕訢的关怀，以塞外人“鸟尽弓藏”之叹；二来可向奕訢展示雷霆雨露之威。比如1886年自己生日前夕，她赐给奕訢“御笔兰菊画幅”；1889年2月光绪大婚前夕，赏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

　　但慈禧始终不许奕訢再参与朝政，甚至不给奕訢与自己见面的机会。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即便奕訢数次上折恳请，慈禧还是以令其在家养病为由，不准奕訢进宫随班祝贺。

　　1894年9月29日，中日甲午战事爆发。在李鸿藻、翁同龢等人的多次奏请下，慈禧太后被迫重新起用奕訢主持大政。先是令其在内廷行走，后于12月4日补授军机大臣，之后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可谓东山再起。

　　正当外界寄望于重新出山的奕訢刷新吏治、一洗颓风之际，人们却发现：此时的恭亲王奕訢，已没有昔日主持洋务的新锐，也没有了执掌军机处的明练果敢，而是变得保守、敷衍、颓唐。其衰朽之气象，就连外国人也看不下去了。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对“中国危亡已见端矣……至今熟睡未醒”的状态十分不解。1895年10月底在离任回国前，他就当面质问奕訢：如果您真的因为生病而精力不济，就应该推荐忠廉而有才干的大臣实行新政，“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成乎？”

　　身为主战派的翁同龢，对奕訢的一味向日求和颇为不满，在日记中多次批评奕訢在皇上召见时“奏对甚多，不甚扼要”“奏对语颇杂，不得体，余不谓然”。甚至为此还跟奕訢生气，拂袖而去。

　　十年赋闲，奕訢心态已老。第五次入宿潭柘寺时，他称道文殊殿内一副旧式镜屏“制造古朴，迥非今时踵尚华丽者可比”。厚古非今之态，与当年在皇族中最早尝试照相术的奕訢判若两人。戊戌年间，他更是多次谏言，反对变法。据说直至临终前，他还向前去探视的光绪帝进言：对主张变法的人要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言也”。

　　赋闲十年后再出山，恭亲王奕訢这位昔日的改革家，变得保守而颓唐。十年赋闲的光阴，磨掉了他的锐气和胆识，割断了他与世界大势的联系，也减损了他在历史上本应显赫的声名和光彩。据《凤凰周刊》 刘江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