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钟骏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候补知县，号称擅长医道，故被人举荐入宫给光绪皇帝看病。他后来留下了一篇回忆文字《德宗请脉记》，里面说，自己在诊病之前，已深知慈禧和光绪的忌讳：“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

　　一个人“肝郁”，往往是因为他的心情长期不愉快。能让光绪皇帝不愉快的自然只会是慈禧，而慈禧绝不愿承认自己在迫害光绪。一个人“肾亏”，则往往意味着他不够阳刚，有损皇帝的光辉形象。所以，当着慈禧的面给光绪诊病时，杜钟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肝郁”与“肾亏”这些名词。

　　在“给皇帝看病”这件事情上，讳疾忌医其实只是小事，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前程。

　　为了趋利避害、规避皇权的惩罚，历代御医们都练就了一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高超本领。

　　他们热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治病之药；热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热衷于“从众诊断”，绝不说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话，如此就可以处在安全位置。

　　这些，而非医术，才是御医们必修的核心“职业技能”。

　　皇帝当然也不傻。为了反制御医们的这种手段，晚清的紫禁城发明了一种“轮诊制度”，简单说来就是以若干天数（比如5天或者10天)为一个周期，每天让一名医生前来诊病，让他单独写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药方，不许医生们彼此交流。最后由皇帝和大臣们来判断谁的诊断和药方是可信的。

　　这种对御医的不信任，和御医对专业决策权的甘愿让渡，发展到极致，往往就会变成皇帝自己出手更改药方。慈禧和光绪都干过这种事情。慈禧曾将名医薛宝田拟定药方里的“续断”擅自改为“当归”。光绪经常改动医生开的药方，比如擅自往里面加入乳香、紫花地丁、白芷，或圈掉药方里的杜仲和菟丝子，有时候还会直接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教他们怎么玩“君臣相佐。”

　　如此这般，皇帝与他的医生们就陷入一种漫长的死循环中。皇帝无法信任医生，医生也不敢给皇帝提供关于疾病的独立见解。双方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医患关系，而更像是在玩一种两败俱伤的攻防游戏。据《各界》 隋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