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磐遥夜拥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是1933年6月鲁迅误以为丁玲遇害时写的诗，表达了他对丁玲“去世”的悲痛。丁玲与鲁迅见面不多，但深受其影响。

　　丁玲向鲁迅求教

　　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临澧，4岁时父亲去世，在母亲的启蒙下，她从小便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五四运动爆发时，丁玲正在读中学，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新潮杂志，还剪掉辫子，参加了湖南“驱张运动”。

　　鲁迅是《新青年》杂志的“主将”，丁玲那时就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只是还没有引起她的特别注意。后来，丁玲来到平民女学、上海大学读书，认识了瞿秋白、施存统、柯庆施等共产党员。此后，她离开上海，成为“北漂”。在此期间，丁玲开始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她后来回忆道：

　　“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鲁迅，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吧！我这样想。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

　　当时的丁玲非常苦闷，生活没有着落，不知人生该何去何从，于是便“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写了一封信向鲁迅求教。当时情况特殊，鲁迅以为丁玲的信是某人化名所写，所以一直没有回信。

　　后来得知真相，并听说丁玲已回老家湖南后，鲁迅很抱歉地说：“她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活不下去了。青年人大半是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鲁迅没有回信，并没有影响丁玲对他的崇拜，她继续阅读鲁迅作品，特别是鲁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并关注着鲁迅和创造社等的论战。她回忆道：“眼看着鲁迅既要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新贵，反对复古派……还要不时回过头来，招架从自己营垒里横来的刀斧和射来的暗箭，我心里为之不平。我又为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而心折。而他还在酣战的空隙里，大力介绍、传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我读这些书时，感到受益很多，对鲁迅在实践和宣传革命文艺理论上的贡献，更是倍加崇敬。我注视他发表的各种长短文章，我丝毫没有因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的委屈影响我对他的崇拜。我把他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写作的途程中，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

　　鲁迅写下《悼丁君》诗

　　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等作品后，丁玲在文坛已小有名气。“当我知道了鲁迅参加并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时，我是如何的激动啊！我认为这个联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作家组织了。”所以丁玲受邀加入了“左联”，主持机关刊物《北斗》。

　　鲁迅给了丁玲很多支持，在《北斗》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杂文、译文，还将《北斗》赠送给日本朋友。

　　1931年5月，丁玲在参加“左联”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鲁迅，50年后她回忆道：

　　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一双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我不须问，好像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我用亲切的眼光随着他的行动，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

　　1931年7月，丁玲去鲁迅家拜访。鲁迅对她的印象是“丁玲还像一个小孩子”。她曾对鲁迅说，自己有脾气，不好。鲁迅说：“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

　　1933年5月，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从此被软禁于南京等地达三年之久。丁玲被捕后，鲁迅很愤慨，联合宋庆龄、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抗争。后来，鲁迅一度以为丁玲像外界传说的那样遇害，于是在1933年6月28日写下了《悼丁君》诗，并公开发表于《涛声》周刊。6月30日，他在文章《我的种痘》中写道：“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8月1日，他又在致科学新闻社的信中说：“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

　　1934年，鲁迅与茅盾编选英译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收录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他还建议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尽快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著名作家唐弢在1986年回忆说：“我记得鲁迅先生是这样谈到丁玲同志的：他说，按照她的性格，决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可见，鲁迅不认为被软禁的丁玲如传闻所言“变节自首”，反而还比较赞许她。

　　“左联”成员吴山在《铁篷车中追悼鲁迅记》也记载，鲁迅在谈及几位被捕的作家时说：“只有丁玲的态度还算不错，她始终不屈地保持着沉默。”

　　“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

　　1936年秋，丁玲逃离软禁后，得知鲁迅的关心和信任，她非常感动，“我真感谢鲁迅并没有因为一些谣言或传说而对我有所谴责”。丁玲想去看望鲁迅，但听说鲁迅身体很不好，不宜见客，她便写了一封信问候。1936年10月20日，丁玲从报纸上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此刻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这封信署名“耀高丘”，便取自鲁迅《悼丁君》诗中的“可怜无女耀高丘”。

　　1941年10月，在鲁迅逝世五周年之际，丁玲写文章纪念道：“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敢说，不怕一切。”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即现在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亦是她和鲁迅的另一种“缘分”。后来，她又详细回顾了自己与鲁迅的“渊源”：“鲁迅先生说他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以至于成熟起来的。”据《同舟共进》 张守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