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我们来到了河北省迁安县（今迁安市），被分配到县东北部一个村子插队落户。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只是十分贫困。村里的壮劳力每天挣8个工分，如果劳动日值为6毛钱，那么，一个壮劳力的一天劳动所得为4毛8分钱。当时，我们都是16岁左右的孩子，刚从城里来到农村，没干过多少农活儿，不能算壮劳力。因为我在学校是运动员，凭着胳膊粗、力气大、能吃苦，挣6.5个工分，别的同学有的挣5.8个工分，有的仅挣5.5个工分。

　　从上山下乡那天起，我们必须凭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才能自己养活自己。大家决心都很大，不怕苦、不怕累，坚持每天下地劳动，和乡亲们比着干，很快学会了大部分农活儿。乡亲们不但从生活上关心照顾我们，还热心地教我们各种干活的技巧。我们和乡亲们之间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时，回城一次仅需几元钱车费。但我们却很少回城，因为这几元钱车费，一个壮劳力得干半个月呢！就这样，冬天战严寒，夏日斗酷暑，风吹、日晒、雨淋，知青们脸晒黑了，人累瘦了，却经受了人生的历练。到1969年11月15日截账，不算队上没活儿的日子，我总共挣了1520.6个工分。在十几名下乡知青中，我挣的工分最多。

　　生产队召开年终分红会时，生产队会计张大叔把1969年年终分红账目表贴在了墙上。人们看过分红账目表，纷纷议论着，叹息着。生产队队部里弥漫着苦辣的旱烟味儿，呛得人直想咳嗽。我也看了看分红账目表，扣除全年粮、油、柴、菜等项费用，我可以分红51.26元。

　　看罢，我心里很高兴。别看分的钱不多，那可是我一年汗水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开始盘算着钱分到手以后，买点儿什么回家过年？当时，物价便宜，鸡蛋几分钱1个，猪肉7毛多1斤，豆腐1毛1斤，豆片4毛1斤。这些东西在城里都得凭票供应，如果在农村买点儿肉、豆片，再买点儿粮食回城，家里就可以好好过个年了。

　　我正美滋滋地盘算着这笔钱到手后该怎么花，队长大哥找到我，说是跟我商量点儿事。原来，不少人家干了一年，工分不够口粮钱，成了欠款户，得倒交队上钱。可这类欠款户都拿不出钱来交队上。实在没办法，只能结“对子”。队上能分钱的几户，都与人结了“对子”，只剩下一位陈医生，还找不着“对子”。陈医生是被从城里遣返回乡务农的，善良朴实的乡亲们并没有歧视他，腾出一间半房子给陈医生一家住。陈医生不会干农活儿，身体又比不上壮劳力，乡亲们还是给他评了7分。陈医生拼命干了一年，农忙时，一家4口全都下地挣工分。年终结账，仍然欠队上50元粮款。队长大哥跟我商量：“能不能帮帮陈医生？”当时，陈医生蹲在角落里，眼里满是无助，脸上挂着谦恭的苦笑，看着令人心酸。我看了一眼陈医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党的教育，要学雷锋，做好事，急人所急，助人为乐。队长大哥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陈医生感激涕零，连称我是“贵人”，帮他渡过了难关。第二天，陈医生特意拉我去他家，请我吃烤白薯，并说过几个月，把家里养的猪卖掉，就把钱还我。我连忙说：“不急！不急！”

　　年终分红会散了。我辛苦地干了一年，分红的钱就这样助人为乐了。结果，我只拿到手1.26元。过年回家咋办？这1.26元钱，只够买3斤豆片。不过，能帮助别人渡过难关，我心里真的很快乐！这就是所谓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吧。杨荣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