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上海，当共产党人被捕后，他们受到酷刑。根据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的运作程序，被特务处逮捕的共产党人完全由特务处负责。而特务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你若抓住一个共产党人，就要毫不例外地对他上刑，除非他答应改变立场。

　　这使得掩盖错误变得很容易。其中有一次，特务处上海站一个组的外勤特务们对一个姓马的人发生兴趣，于是他们自己就装成“进步人士”努力向马某靠拢，认为他是个重要的共产党地下干部。一个20多人的别动队成立，并在马某身上花了上千元。这似乎都是值得的，因为马某有关于地下共产党的可信的情报。

　　这份情报被送到了戴笠手上，他对特务们的成功很高兴，便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之后，他们断定抓到了共产党的一条大鱼，这组特务们决定逮捕马某，并对他进行审问，争取尽快结案。但当他们把马某抓起来审问，说自己是上海站的特务时，马某立刻告诉他们，他自己也是假装的“共产党叛徒”，为在上海的其他特务们工作。这些特务迅速与那组特务核实，发现他说的是实情。他以前确实是个共产党员，但此刻是作为一个“叛徒”在为上海站其他组特务工作。

　　戴笠得知这场误会火冒三丈，骂负责上海站的特务是“饭桶”。结果，上海站的特务又把负责马某案的人痛骂了一顿，并威胁要对他们进行处罚。

　　但为时已晚，蒋介石已被告知特务处要逮捕一个共产党华东局的负责人。因为不愿丢丑，戴笠狡猾地对沈醉说，他相信马某真的是他所假装的共产党负责人。

　　戴笠说：“这家伙竟敢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既然犯罪和判刑全都由特务处决定，马某便被押送到南京，成了牺牲品。

　　一般说来，上海站的特务越跟共产党地下人员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们。这些特务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曾经是共产党的特务们有时会发现，当他们企图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人结交的时候，危险也随之而来。

　　上海站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中共叛徒)有一次在浦东工厂区碰到两个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为了说服他们跟他一起加入特务处，王克全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处，想劝说他们，结果被他们用自己的枪打得半死。从此以后，王克全像其他许多叛徒一样，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员接触了。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