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主将的鲁迅，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交往是从开办《新青年》杂志开始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杂文、诗歌共计54篇，不算多也不算少。与陈独秀、李大钊相比，鲁迅在文化上和他们有共同追求，又有着明显的个人执守。鲁迅与陈独秀其实是神交为主，那么，他与李大钊又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

　　李大钊（字守常）比鲁迅年轻8岁。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

　　比起陈独秀，可以判定鲁迅与李大钊有更确定的现实交往。1933年5月7日，鲁迅在致著名记者曹聚仁的信中，明确说“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而认识的“桥梁”是《新青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鲁迅谈陈独秀时只谈过他的“韬略”之有无，而对李大钊，鲁迅则直接描述了他的相貌，而且不止一次地谈到李大钊特殊的形象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因为是教育部公务员的身份，鲁迅迟至1920年8月方被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聘为讲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员之后，鲁迅与李大钊的见面应该就有很多机会了。

　　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到北京大学的同事，鲁迅与李大钊的交往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事。虽然鲁迅一开始还“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但在文化上视其为“站在同一战线的伙伴”却是坚信不疑的。

　　纷争与共识

　　作为《新青年》的作者，鲁迅贡献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五篇小说，发表了数十篇杂文，鲁迅为数不多的新诗也多见于《新青年》上。今天再翻开《新青年》，可以看到鲁迅与李大钊名字的并列，也可以想像李大钊作为轮值编辑为鲁迅文章付出的辛苦。鲁迅、李大钊的交往也在鲁迅日记里留下了印迹。

　　1919年和1921年，鲁迅与李大钊的通信往来共有9次。其中有些信件与《新青年》办刊方向的争议与协商有关，而由此引发的争议，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1920年开始，《新青年》随陈独秀南下上海编辑出版。因为陈独秀的志趣以及陈望道参与编辑，《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渐浓，胡适则对此表示不满。这一年年底的12月16日，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致信胡适与高一涵，表达了“今后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的意愿。胡适收到此信后回信陈独秀，提出《新青年》的三种办刊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艺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的事，移到北京来”，且“声明不谈政治”。同时并将陶孟和意见附上作为第三条办法，即刊物“停办”。胡适还将此信寄给了李大钊、鲁迅等北京同人征求意见。

　　远在广东的陈独秀收到胡适的信件后，反应非常激烈。他即刻致信李大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把致胡适和致陶孟和信一齐附上。李大钊收到陈独秀的信后，觉得兹事体大，应该让在京同人各自表达下自己的意见。

　　胡适收到李大钊转来的陈独秀信件后，去信批评陈独秀：“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而鲁迅的态度很明确，“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因为“凡《新青年》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

　　其实，只要不是第三种“停办”就可以。这应该是北京《新青年》同人的共识。李大钊在1921年1月21日、23日、25日，先后致信胡适，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希望团结共事的愿望。

　　无论结果如何，这场争论意义十分值得珍视，它不但反映了新文化阵营对《新青年》办刊宗旨的态度分歧，反映了每一个人对时势和事业的看法，更彰显了他们可以求同存异，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风范。李大钊在其中既起到了协调作用，更体现出超强的大局观。陈独秀也最终和胡适达成原则上的互相理解。因为陶孟和的“停办”说引起陈独秀的不满，胡适以朋友的身份进行劝解和批评。陈独秀在信中表示：“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也算是文坛佳话吧。

　　一个“钊”字引发的趣谈

　　鲁迅一生当中至少认识三位名字里带“钊”的人。一位是青年时期在南京上学时的同学，叫沈钊；一位是在北京教育部做公务员时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还有一位就是李大钊。这三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自都因为名字里有个“钊”字而引发出故事。

　　鲁迅在杂文《忽然想到（八）》中讲述与李大钊有关的轶闻：“曹锟做总统的时代，要办李大钊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一流人。”

　　也真是有趣，同样是在《忽然想到（八）》里，鲁迅写道：“一个新的职员到校，势派非常之大，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

　　带给鲁迅更直接触动的“钊”字人物，是教育部时任总长章士钊。1925年5月12日的《京报》“显微镜”栏目发表了这么一条文字：“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这是一个故意寻求“开心一刻”的“段子”，是一个小小的玩笑。据《鲁迅全集》注释，“显微镜”作为《京报》的一个小栏目，专发“短小轻松的文字”。其时，鲁迅因“女师大风潮”与章士钊等进行笔战，正好借此来发表一番冷嘲热讽的议论。

　　一个“钊”字竟能生发出这么多故事，而且“派生”出三字不同的白字：剑、钧、钉，也实在有趣。这或许也只有鲁迅的杂文能做得到。

　　据《雨花》 阎晶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