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被省城一所大学录取。我长这么大，一年也难得去县城一两回，更别说省会城市了。父亲本打算让我独自一人前往大学报到，终因我没有出过远门，加之携带的行李又多，便决定送我。

　　山区交通闭塞，到小镇上坐车也要走七八里山路。报到那天，天色微亮，父亲用扁担挑起我的行李，母亲手里拎着网兜，三人朝小镇上走去。

　　到了小镇，客车就停在供销社门前。父亲爬上车顶的行李架上，用毡布盖好行李。没过多久，客车司机和售票员就来了。过了一会儿，客车发动了，缓缓前行。我看见母亲不停地朝我挥手，渐渐消失在车后。

　　客车沿着崎岖的山村公路一路颠簸，终于到达了县城车站。父亲安排我排队购票，他自己则爬上车顶取回行李。那时，去省城的班车一天一个班次，错过了就得等第二天的班车。排队等了半天，好不容易轮到我时，到省城的班车只有最后一张车票了。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父亲赶了过来，叫我先买下最后那张车票再说。

　　验票进站的时候，父亲叫我先持票上车，交代我靠车窗边坐好。我上车坐下没多久，就听到有人敲窗玻璃，侧目一看，是父亲正朝我招手，要我把车票给他。拿到车票后，父亲紧张地四处张望，生怕被人发现似的。他猫下身子，在停放的汽车间穿梭。我看着父亲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坐在后面的乘客也都看在眼里，我的脸上火辣辣的。

　　没过多久，父亲持票进站了，放完行李之后也上车了。虽然父亲表面上轻松，但眼神慌乱。我站起身来想把座位让给父亲坐，父亲朝我摆摆手，把我摁回到座位上。到了开车时间，女售票员上车巡视，发现车后挤着一个人，遂上前盘问。因为父亲没有车票，被当场指出是逃票行为。车上的乘客指指点点，纷纷指责我父亲不该逃票。女售票员更是冰冷无情地责令我父亲下车。父亲紧张得不行，双手合十，不停地向售票员作揖求情，说是送娃到省城上大学，只买到最后一张车票。女售票员哪里肯信，就要动手拽父亲下车。我目睹眼前这一幕，也不知哪来的勇气，“蹭”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不能这样侮辱人格，我爸说的都是实情，只买到最后一张车票，现在就在车上补票还不行吗？”女售票员不依不饶，要我出示录取通知书。父亲翻开书包，将录取通知书双手递到她面前。女售票员睥睨了一眼，傲慢地对我父亲说道：“那就补票吧。”

　　这场乘车风波结束了，客车一路颠簸到了省城，折腾了一天，下午才到达学校。当晚，父亲在寝室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匆匆返回老家了。多年以后，父亲猫腰弓背的身影，还有他那慌张的眼神，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深处。

　　江初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