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消息传来那天傍晚，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学生会在大操场召开大会。学生会主席洪同上台主持会议，刚说了一句“南京沦陷了！”就泣不成声。全场同学受到感染，慷慨激昂。这时有人呼起口号：“现在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放下笔杆，扛起枪杆，上前线去。”一人领呼，众人跟呼，会议成了一个上前线的誓师大会。

　　“放下笔杆，扛起枪杆”

　　成绩拔尖的北大化学系大三学生孔令晟向导师钱思亮提出退学申请，钱思亮用了三个晚上，陪着他在圣经学院的操场上绕圈长谈，说以他的天资，一定会在学术上有所造诣，还答应负责他的全部生活费用。但孔令晟还是坚决要参军，因为“国家亡了，什么都没有了”。钱思亮无法说服学生，便说，如果孔坚持要参军，他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但随时欢迎回到学校来。

　　当时临大学生要求上前线，有几个“热门”去处，除了延安以外，一是山西战场，之前的忻口战役打得惨烈，中国军队歼敌一万多人，轰动全国；一是中央军系统尤其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胡的部队刚刚参加了淞沪会战，同学们都知道。

　　两个月内，临时大学至少有295人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而未办手续就径往前线者更难以计数。

　　对北大哲学系大二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张干胜（张生力）来说，南京失守后，他已经“坐立不安，无心读书”，一心要往延安去。他邀集四个同学组成奔赴前线小分队，因无路费，向教授募捐，“朱自清先生家庭负担较重，仍独捐5元”。

　　12月14日出发前，临大文学院为张干胜等人开了一个欢送会，张干胜在会上说：“我们不是茫茫然而来，也不是茫茫然而去，我们是要奔赴坚决抗战的地方去。”五个人去找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写介绍信去延安，通讯处把张干胜留在长沙协助办报，其他同学通过沿途地下党组织联系护送前往延安。

　　在一次欢送会上，学生们邀请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穆和清华中文系教授冯友兰赴会演讲，冯友兰对赴延安学生倍加赞许，钱穆则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会后冯友兰找到钱穆，说他劝学生安心读书是对的，但不应该责备去延安的学生。钱穆说，如果嘉许去延安的行为，何以劝说其他学生安心读书？两人力辩，不欢而散。

　　徐特立三次到临大演讲

　　“七七事变”之前，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大有43人，清华42人，北平沦陷后，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党员及民先队员等南下保定、太原、济南三地集中，只有极少数人去了长沙。临时大学中，北大地下党员只有6人，清华11人。“到长沙临时大学后，我的工作很难进行。”接到指示南下长沙组织学生运动的清华经济学系大三学生赵儒洵后来回忆，“原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学多数都已奔赴抗日前线，一些到长沙复学的同学又都认为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目标已经实现，颇有‘抗日军兴、救亡事息’的意味。加上三校刚刚合并，同学大多素不相识，居住十分分散，使工作难于开展”。直到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到临大作了几次时事报告，学生会的筹备工作速度才快起来，“终于在长沙临时大学组织了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学生会”。

　　徐特立是1937年12月9日从延安经汉口来到长沙的。他一共去临时大学演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2月12日，也就是他抵达长沙三天之后，足见中共对临大的重视。1949年后留在上海工作的临大学生马伯煌说徐特立的演讲主要涉及民众动员问题，很受欢迎。徐特立知道“当局害怕学生和我接近”，1938年1月16日他给博古写信，谈到自己的演讲策略，“只抓住大的政治问题，如南京失陷后中国往哪儿去？徐州退却后中国的前途如何？……这类大问题，群众迫切的要求解答。能够正确的解答，就大大的提高了党的信用，他们以为共产党是政治的预言家”。

　　共产党是“争夺青年”赢家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不再面临国民党的“围剿”，军事问题暂时成为次要问题，党和根据地的建设则成为头等大事，延安文化落后，需要大量干部和人才，中共大量公开或半公开地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去延安，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把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一张”。

　　与此同时，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政府放松关于延安的消息封锁，国统区的报纸开始更充分地报道延安，熊向晖曾回忆，1937年12月20日《大公报》刊登的一篇寄自延安的“陕北通讯”，标题是《毛泽东谈抗战前途》，文章把延安形容为“直接抗战的地区”，对临大学生影响颇大。文章写道：“他说，‘虽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及晋西北绥东一带，已据有华北游击战的基点，正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不要说敌人占了太原及晋北的几个城市，就是敌人吞了山西全省，我们仍坚持干下去，绝不南退。’”

　　1937年10月，作家茅盾第一次来到长沙，他的印象是“战争的烽火似乎尚未照亮这里的死水塘”，等他1938年1月再来，发现长沙已经“有了触目的变化，大街两侧的墙上贴上了抗日标语和宣传画，打着小旗的女学生募捐队不仅在街上走，而且挨户拜访长沙的深宅大院，书摊上摆着《毛泽东传》《朱德传》这一类的小册子，而且销路很好”。1938年初，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设立“抗大”“陕公”招生委员会，短短三个月时间，“先后共输送600多名进步青年去延安”。

　　按照通行的说法，全面抗战期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超过了4万人（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而据考查，实际数目应该远在4万以上，得青年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成为这场“争夺青年”大战的赢家，最终也赢得了天下。

　　据《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杨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