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7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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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留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2022年07月04日

  吴兴唐,原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中联部新闻发言人。1950年到1956年,他在上海市市东中学念书。那时,苏联是“老大哥”,举国上下都在倡导向苏联学习。学校除读革命书籍、唱革命歌曲外,也非常重视苏联、东欧文化的传播。这6年里,吴兴唐所受的革命教育和苏联文化相互结合,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从小喜爱苏联文艺作品

  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中学那几年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都读了一遍,尤其是苏联的文学作品,更是特别地喜爱。我最早接触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毁灭》是鲁迅翻译的,讲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艰苦奋斗的故事,我读后感到非常震撼。法捷耶夫还有本很有名的小说叫《青年近卫军》,讲地下青年组织怎么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军的统治。其他作家的作品譬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鹰之歌》等,我都非常喜欢。

  苏联文艺作品为我带来了对社会主义、对信仰的初步认识。当时刚解放不久,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都不清楚。加上当时上海经济比较混乱,国民党的飞机还总来轰炸,上海当时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就曾被炸掉一半。除了炸弹,飞机还撒传单,说“蒋介石八月十五要到上海吃月饼”,等等。因此,一部分人对于上海的未来是很迷茫的。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学校专门开展了主题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活动,请来从苏联回来的上海市青年代表团到学校作报告,讲苏联人民怎么生活。为配合这一活动,学校还组织大家看《幸福的生活》《拖拉机手》等苏联电影。这个时期,我参加党课学习,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深受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信念,并在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普通劳动者的化装舞会

  苏联文艺作品对我的人生观、人生道路的选择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它帮我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不要碌碌无为过一生。

  苏联文学中很多讲的都是普通人,比如女拖拉机手玛丽来娜、乡村女教师瓦尔娃拉等,他们为社会主义奋斗,都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搞建设。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做一个拖拉机手就很好了,当一名老师就很光荣了。后来我跟校长提出来:我们学校要培养什么人呢?是普通劳动者。校长很赞成。因为学校在榆林区(后并入杨浦区),我的同学们好多都是工人子弟,家境比较贫寒,校长就说:“我们学校不是培养学生们去做经理、做老板或者当官,而是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后来把“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作为校训。

  我在学校里搞了两次化装舞会,参加的同学不是像西方那样穿着奇装异服来“群魔乱舞”,而是志愿从事什么职业,就化装成什么。同学们扮成工程师、医生、教师、记者、造船工作者、炼钢工人等,最多的则是扮成解放军士兵和军官。我因为一直都非常喜欢文科,想考文学类专业,做一个记者,所以像教书先生那样穿了一件长褂子,又用树枝做了一支笔拿在手里。舞会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没想到后来竟沿袭下去,成了我们学校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本想考北京大学文学系或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不过当时有保送上大学的规定,学校选择优秀学生上指定的大学。我是“三好学生”,又是团干部,因而被保送到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校区)。我看了那么多的苏联小说和电影,觉得俄语很好听,中学里也学过一点,所以很想学俄语。但当时俄语学院跟外语学院是分开的,我对老师说:“俄语不能学,我就学法语吧,法国文学也很好。”老师告诉我:“学德语的人太少了,你是党员,根据组织需要,你就学德语吧。”当时大家因为希特勒的缘故,普遍对德国印象不好,为此老师特意劝我:“不要以为你学的是希特勒的语言,它可是马克思的语言!”我被说服了,于是学了德语。

  亲热的苏联人民

  20世纪60年代,由于工作需要,中联部提前从学校把我调到部里工作。中苏论战开始后,两国关系慢慢也恶化了。

  尽管我对苏联文艺作品的感情确实起源于中苏蜜月期,然而这份感情却并没有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产生质的变化,原因是我认为苏联人民对我们还是好的。

  我在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发现,德国人对中国人很尊敬、很有礼貌,但是感觉不亲近;苏联人则特别热情,对中国人非常亲热。有一次恰逢德国办葡萄酒节,所有驻德国使馆都有代表被请去参加这次活动,我则代表中国使馆去参加。德国外交部的礼宾官把我介绍给苏联的文化处人员,说:“你们自己用德语谈吧。”德国外交部的人告诉我:“在驻德使馆中,德语说得最好的是中国人和苏联人;美国人和一些亚洲国家的人只用英语交流;日本人讲德语,别人根本听不懂”。

  刚巧那个苏联人了解一点中国文学,所以我和他用德语谈中苏两国文学作品,聊得很热闹。后来一位美国外交官也走过来想一起聊,无奈德语不太好,我还帮他翻译。过了一会儿,德国礼宾官来开玩笑说:“哎哟,你们三个大国在一起聊呐,那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很有意思。

  后来因工作关系我去过苏联几次。一次到一个中学去,看到苏联孩子们在学中文。一个女孩子的妈妈见到我们,特别高兴地说:“好多年都不见中国人来了,连中文都没办法好好学。”我听了便让那个女孩常用中文给我写信,女孩的母亲非常高兴。

  虽然苏联早已成为过往,但我想这些小说、电影和歌曲会一直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正如我们的青春,永不磨灭。据《纵横》 吴兴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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