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如何统一全党思想和意志，争取全国最后的胜利？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在关键时期我党更应该加强理论学习，并确定了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

　　用以“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

　　早在1944年初，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习5本马列著作。1944年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解释说：“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郑重提出全党要读5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的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至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训练干部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并通过“干部轮训”“政府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的办法来训练党内外的干部。至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他提出要精读一些马列著作：“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提出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并认为这是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开展理论教育工作，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挑选些理论书。

　　此时的中宣部共有工作人员20人，“编辑委员二人（张仲实、艾思奇)，编辑干事四人，翻译干事二人，助理编辑二人，助理翻译二人，助理出版一人，图书管理员二人，文书三人，行政秘书一人，机要秘书一人”。10月、11月，中宣部两次开会讨论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指示，并开始着手选择理论书。

　　张仲实曾回忆“干部必读”的产生过程：“1949年2月间，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干部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十二种书。”

　　此时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据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逢先知介绍，“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参会人员。“干部必读”，是毛泽东正式为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材料定下的名称。

　　过渡性机构承担出版任务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出版“干部必读”，报经毛泽东批准。该任务由刚成立不久的出版委员会承担。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2月22日，由中央宣传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组成的出版委员会于北平成立。出版委会员由华北局宣传部代为领导，随即由中宣部直接领导。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成立后，出版委员会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黄洛峰任局长。至11月底彻底停止使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名义。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仅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是个带有临时性、过渡性的机构，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履行了“准国家出版管理机关”的职能。

　　出版委员会对出版“干部必读”非常重视，1949年3月17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关于出版局工作方针等问题致周恩来的请示信中称：“出版局工作方针，对于教科书，党内教材(12本书，初级党校读本、党员须知、党员识字课本等)，毛主席主要著作，时事及政要书籍，充分供给。对于除此以外的书籍杂志，作有限度的供给，种数多而份数少。”此后，出版委员会数次开会讨论“干部必读”的开本版式、封面设色、纸型等出版细节。

　　曾任出版委员会出版处印务科科长的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出版的书籍，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名义出版(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重新成立后，解放社的版权归人民出版社)，其他图书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

　　“干部必读”印了300万册

　　1949年10月19日，胡乔木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到“干部必读”：“这回我们出版的干部必读，这一套干部必读印得很好，叫人看起来很舒服。出版以前我曾向黄洛峰同志提了个小意见，为什么叫‘干部必读’？什么地方规定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干部必读’？在什么意义上必读？为什么多种书合订成一本书？这一点出版者有责任应该加以声明。”可惜笔者并未见到“干部必读”有这种声明。

　　“干部必读”12本中，有马列原著，有对马列论述的专题摘编，也有解释和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还有历史著作。据统计，“干部必读”初版每卷印3万册。1950年9月16日，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报告中称：“由于汹涌全国的学习运动的高潮，一般干部和新解放区的读者，对于政治理论书的要求要比对于文艺读物的需要迫切得多。包含12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干部必读’已经全部出齐，印行的总数达300万册。”

　　1950年10月1日，叶圣陶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年来的出版工作时说：“这一年，通过全国规模的学习运动，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出版业实际成了思想战线的武库，以大量武器装备了一切千部与学习人员。12本‘干部必读’(总篇幅约占170万字)的出版与大量发行，是这一年出版工作方面应该特别提起的。”

　　“干部必读”给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理论教育提供了较为权威的读本。1983年3月13日，胡耀邦曾论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学习热潮：“我们党在建国前夕，曾经提出过重新学习的口号……那一次重新学习，保证了我们党由革命战争胜利地转人掌握全国政权，保证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确立和巩固。”

　　据《党史博览》 王彦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