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8月2日,慈禧太后愤怒地将一份报纸丢给恭亲王奕。奕战战兢兢地接过报纸,当即目瞪口呆。原来7月11日出版的上海《汇报》将军机处一份密件全文刊登,内容大致如下: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日军已经占了台湾牡丹社(当时台湾的一个原住民部落),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战死。军机处下令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兵以巡阅为名,妥善处理台湾“牡丹社事件”。该报不仅全文刊载了清廷对“牡丹社事件”的处理谕令,还刊载了沈葆桢上奏的策略等重要文件。
报纸泄露涉台军事机密
奕很快发现,《汇报》只是泄密报纸之一,《上海新报》《华字日报》都刊登了军机密函。慈禧太后的暴怒令奕胆战心惊,奕立即召集军机处的一干人马开军机会议,军机大臣们认定,报纸泄密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要彻查军机泄密案。
以奕为首的军机处成立了专案组,调查军事机密到底是从哪里泄露的。8月2日,六百里密谕从军机处发出,要求跟泄密案相关的一干大臣、督抚、将军,必须在接到调查令第一时间内进行自查,并提交详细的调查报告。船政大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福州将军文煜、两江总督李宗羲、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人均为调查的对象。自然,作为当事人的沈葆桢更是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
收到密旨后,沈葆桢自知难辞其咎,于是立即向同治皇帝进行了极为诚恳的检讨,甚至提出:自己甘愿接受御前会议的处理。同治皇帝收到沈葆桢的报告后,只是在报告上朱批了一句话:“沈葆桢著交部议处。”同时,同治皇帝决定将查处军机泄密案扩大化,除了对东南官场进行大范围追查外,还要求两江总督李宗羲对上海新闻纸刊刻密寄谕旨一案严密确查。
挖出泄密关键人物
接到谕旨后,李宗羲立即派员到上海调查。经查,《上海新报》背后是一帮欧美洋人在支持,他们的报道是援引香港《华字日报》。《汇报》是一帮广东商人创办的,报道也是援引《华字日报》。李宗羲很快就给朝廷写好了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上海新报》跟《汇报》的内容均抄自香港《华字日报》,上海这两家报纸在抄录的时候都特地注明香港的消息是来自福州,这说明问题出在闽浙军界和政界身上。
于是,闽浙总督李鹤年派同知文绍荣前往香港密查《华字日报》。文绍荣很快就摸清了《华字日报》的底细。此报于1872年开始独立发行,是英人所办英文报纸《德臣报》的中文版,当时的主持者为《德臣报》之主笔陈言。文绍荣在秘密调查后发现,陈言已经离开香港,去了台湾府。李鹤年听到这个调查结果后立即给沈葆桢去信,希望沈葆桢查证陈言是否就在台湾府,进而调查陈言台湾之行的真实目的。
沈葆桢接到李鹤年的信函后,立即对陈言进行了详细调查。令沈葆桢惊讶的是:陈言此时竟然受聘于台湾地方长官黎兆棠。经过调查得知,黎兆棠听说陈言的英文很好,对洋人的情况很熟,就将其借聘了三个月。黎兆棠坚称,重要文件自己在家时从没有看过,不存在泄露给陈言的可能,而且在他邀请陈言到台湾之前,报纸就已经刊登了这份军机密件。
泄密案不了了之
军事机密到底是谁泄露给陈言的?文绍荣在香港秘密调查期间,虽然挖出了《华字日报》的总经理陈言,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调查出陈言背后那个庞大的广东政商网络。《华字日报》真正的出资人有三位:黄胜、何启、伍廷芳。《华字日报》在聘请同为广东人的陈言为总经理的同时,又聘请王韬为《华字日报》主笔。王韬很有才华,在华人跟洋人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同李鸿章身边的唐廷枢为首的一干广东商帮关系密切。1874年6月,唐廷枢他们创办《汇报》时跟《华字日报》便在内容上进行战略合作,约定报道内容可以相互摘录刊登。
历史总爱开玩笑,谁曾想唐廷枢给李鸿章的一份电报会泄露出有关军机密案的蛛丝马迹。1874年5月13日,唐廷枢从上海到天津面见李鸿章。唐廷枢跟李鸿章说,自己当天收到一份日本电报,内容是日本已经从英国商人那里订购了两艘轮船,还托人在上海购买轮船,招募欧美流浪在上海的无赖之徒,打算让这些人搭乘新购买的轮船赴长崎当雇佣兵。李鸿章跟唐廷枢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兴兵局势,他们判断日本将兵发台湾,因为长崎与台湾东面相对,日本政客们向报刊透露出征伐朝鲜的虚假消息,意在声东击西,消解中国备战之心。
在与唐廷枢一番分析之后,李鸿章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将日本电报以及台湾形势向皇帝进行了汇报。他向皇帝建议,一定要快速向福州方面传达日本军界的动向。福州军界跟政界一定要进行军事和外交筹划,如果日本兵船开到,福州方面及台湾部队应第一时间阻击日军,给朝廷留出更多筹划时间。
李鸿章的报告以六百里加急送抵北京。第二天,同治皇帝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军机处、总理衙门的一干大员参加讨论。当天,同治皇帝就向军机处发出谕旨,令沈葆桢以巡阅之名带兵赴台。那时,唐廷枢还在天津,有关李鸿章的汇报以及5月14日御前会议的内容,他都可以从李鸿章处详细了解到。更为重要的是,李鸿章跟沈葆桢在书信中反复磋商用轮船招商局船只运送淮军入台的事宜。唐廷枢站在商人的角度,不断跟沈葆桢讨价还价,自然洞悉沈葆桢赴台的部署。
《华字日报》与《汇报》刊发的报道不仅有5月14日御前会议讨论的内容,还有沈葆桢防卫台湾的详细部署,尤其是购买铁甲船的计划。李鸿章跟沈葆桢在书信中多次讨论铁甲船采购的想法,甚至提出向英法银行贷款购船的计划。身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同时身兼多家外资公司董事之职,对洋商的情报了如指掌,李鸿章自然委托其协助沈葆桢所派特使购船。
唐廷枢真的泄露了军机吗?无论是闽浙还是两江政界跟军界,没有任何人将目光投向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汇报》为了跟当时上海报纸老大《申报》争夺话语权,在摘录了《华字日报》的军机泄密文章后,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风头盖过《申报》。
广东商帮控制的《汇报》泄露了军机,这娄子桶得实在太大了。但是,因为在军机处成立专门的调查机构不久,同治皇帝驾崩。奕忙于同日本人和谈,沈葆桢谋划台湾的海防跟经济建设,慈禧太后将抓捕陈言的任务下放给两广总督。新任的两广总督张兆栋担心一旦抓住陈言,以沈葆桢为首的集团成员将难逃干系,甚至会查出广东商帮的后台李鸿章。于是张兆栋一直拖延不查,后来随着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军机泄密案不了了之。
据《改革现场》 李德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