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侠，1920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东山阳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18年去世。在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中，有着不平凡的故事。

　　1939年，父亲19岁，是本村的一名小学老师。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先是担任村抗联主任，为党和农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组织民众树立起抗日斗争的信心。

　　从那以后，发生了两件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事：一天黎明，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村。我们村属于山区，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养着羊，鬼子除了让几个小孩留下看羊之外，男女老少都被赶到离村几里地开外一个叫黑龙头的地方，一个个地检查搜身。当搜到父亲的时候，由于他长得白，手上又没有老茧，鬼子就怀疑他是八路军，拉出去准备就地处决。在这紧要关头，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望都县（管辖地）伪大队长杨大庆，让他想办法救人。杨曾经是父亲教过的学生，还是本村人，立即赶到现场，从鬼子的屠刀下把人给保了出来。当时，村里4个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一提起这事，父亲总是为自己没能挽救他们的生命而愧疚。

　　第二件事发生在当时的区政权所在地北高昌村，那时父亲已经是区文救会委员了。一天，天刚蒙蒙亮，他正在印发抗日传单，突然，村口有人喊：“村子被鬼子圈住了。”正值热天，他光着上身，手中拿着衬衣，马上起身往村西山头的方向转移，没想到整个村子被鬼子围得铁筒一般。在刚出村口的一块高地上，迎面走来端着枪的二三十个日本兵，越走越近，他心想完了。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从西北方向传来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了。说时迟、那时快，父亲趁势滚进旁边的交通壕里，顺利脱身。

　　1940年，父亲正式参加工作后，先在望都县大队任文书，后又担任文教股股长，调入望都县公安局后，担任情报股股长。1942年是敌我斗争非常残酷的一年，组织上委派他和另外3名同志奔赴北京门头沟找内线接头。当时，整个北京城都被日本兵占领了，叛徒、汉奸不乏其人，几乎大部分路口都设卡检查。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城镇走乡村，一路辗转来到门头沟。然而万事难料，忽然找不到人接头了。怎么办？当时，他们几天没吃饭了，又累又饿，几个人一商量，先到街上吃顿饭等等再说。当他们来到街上一家饭馆的时候，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看他们装束、口音都不一样，马上打着“八”字的手势，对着老板小声说：“肯定是八路。”几个人见情势危急，立即抽身而退。这次执行任务，一直延长了两个月，他们才回到组织中。

　　1947年，望都县迎来了解放的一天，父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又踏上了新的征程，被委派到尚未解放的徐水县开展工作。他先是在农村组织土改工作队，后又到一区任秘书。1948年，解放军浴血奋战攻下了徐水城，父亲先后担任徐水县教育科副科长、科长、政府秘书、县长、常委宣传部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离休后享受地厅级待遇。

　　1959年10月16日，父亲作为当时的大徐水县（徐水、容城、安新三县合并）的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群英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受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78年6月20日，父亲代表徐水县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贸经济工作大会，受到了华国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发扬舍生忘死、顽强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与敌人作了殊死的斗争。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以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4年了，留给我们的是对他无尽的思念。父亲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实干精神，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刘爱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