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这是他一生中四次牢狱之灾的最后一次，也是服刑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牢一蹲就是近五年。在这漫漫的白天与黑夜里，他真的实践了自己所说的，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应胡适之邀撰写自传。他的《实庵自传》刚完成前两章就在报刊上连载，并产生了轰动效应，可当许多读者翘首期待后续篇章时，他的写作却戛然而止，使之成为永远的未完成稿。

　　胡适催劝老友陈独秀写传记

　　胡适在其《四十自述》（写于1930-1932年间)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又说：“我还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此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罪的指控。入狱后，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在了起草《辩诉状》上。再说，凭他此时的身份与处境，自传就是写成了，能否出版也是一个未知数。而他一贯的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

　　1932年12月，陈独秀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即《独秀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信中所说“老友处”，是指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在陈独秀经济上最艰窘的时候，是老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对他施以援手。他在担任中共负责人时，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月只能从党费中支取30元生活费，这对于有家室的他，实在是不敷每天的生活支出。于是，他不时地去亚东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为此欠了亚东一笔债。他一直郁结于心，直至在南京坐牢时，他还在想着如何还亚东的债。他让来探视的汪原放（汪孟邹的侄子，出版家、翻译家)告诉汪孟邹，可否重印《独秀文存》，以偿还亚东的债务。

　　汪原放回到上海后就重印了《独秀文存》，尽管没像初版时那样做广告宣传，可反响极大，销售情况很好，所有的书款都得以及时回笼。而且“《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364元”。这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既然《文存》的发行如此之好，陈独秀此前的顾虑应属多余，他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

　　“时居南京监狱，写此遣闷”

　　文人作文除意趣所投外，大凡也是为布帛菽粟而作，困苦的陈独秀当然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曹聚仁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陈独秀多少有些动心，可不久又变了卦。1933年3月14日，陈独秀在致高语罕和夫人王灵均的信中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他要把《自传》交给“长沙老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因为这时的亚东图书馆亏损严重，陈独秀须加扶持。

　　《自传》就要动笔了，陈独秀让狱外的朋友借来《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借鉴和获取灵感。可灵感终究还是没有来，因为有恼人的官司缠在身上，他怎么也轻松不下来，静下心来写作对他已是一种奢望。

　　陈独秀的《自传》一耽搁就是五年。1937年7月，已经冷场的《自传》经一人挑头，又热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宇宙风》的编辑陶亢德。通过汪孟邹的介绍，陶亢德由上海来到南京，旧话重提，一下就激起了陈独秀写自传的热情。1937年7月8日，陈独秀给陶亢德复信说：“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

　　应该说，陶亢德确实是个精明人，让陈独秀自传只写“到五四运动为止”，有意避开中共成立后，这一点也得到陈独秀的共识，并以“内容能够出版”为前提。陈独秀是文章里手，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他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完成了自传的两章《没有父亲的孩子》《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共计13000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8月中旬，书稿寄往陶亢德处他似是交了差，就再也没有过问了。

　　《自传》不得不停笔

　　《自传》在陈独秀是“遣闷”之作，而在陶亢德却如获至宝。他立即发布广告，称它是“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对陈独秀终于如约交出书稿极为称道，还附编后记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宇宙风》连载于“散文十日刊”的51、52和53期。陈独秀笔名实庵，故书名《实庵自传》，署名陈独秀。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的“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

　　然而，1937年8月23日，关押了近五年的陈独秀出狱了。出狱后的他，炽热的爱国热情已被全民抗战的烈焰所点燃，他不是写文章就是发表演讲，可谓全心全意，哪里还顾得上续写自传。尽管陶亢德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1937年11月3日，陈独秀致信陶亢德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说词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

　　陈独秀的信已将不能续写的理由说得十分得体而充分，而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不能忽视的理由是，纵是写出来也未必能通得过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他在逝世前三个月给友人郑学稼的信中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由五四运动往下写，怎么也绕不开那么多的是非纷争问题，纵是写出来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书藏之名山”又非他所愿，于是不如不写，免得徒费其力。诚如有学者所论：“《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

　　据《纵横》 张家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