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多产恋爱小说而得名“三角大王”。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留日学生创建了民国早期作家组织——创造社的他，虽在文坛上影响深远，但他不仅出任汪伪政府的官职，还在宣传汉奸文化方面不遗余力，为世人所不齿。郁达夫便怒斥他：“文化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

　　这样一个文化汉奸，在新中国成立后仍不思悔过，曾经两次上书刘少奇，要求安排工作。

　　接连写信求职遭碰壁

　　1945年，日寇降服，群奸纷纷落网，张资平却在国民党上海肃奸时漏网了。但张并不安分，1946年春他竟敢以本名在《大众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胎动期的创造社》和《创造季刊时代的创造社》两篇回忆录。这就惹怒了一位爱国老人，曾和张资平有交往的“民主斗士”丘哲，此人是1906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1947年7月，一封由丘哲署名的举报信寄到南京政府司法部长谢冠生的案头。这就出现了1948年3月20日，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对张资平汉奸罪嫌公诉审判的一幕。可惜一直延捱至1949年5月解放大军兵临沪郊也未开庭。其缘由自然是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大小官员如鸟兽散，哪还顾得了这一场官司！5月27日，上海在欢迎解放军的欢呼声中迎来新生，张资平不知何故，似乎反松了一口气。

　　对于张资平这一心态表现的最好证明，是在1949年的6月间，正可谓新上海百废待兴的时刻，万分繁忙紧张的新上海的副市长潘汉年，却一连接到了张资平的两封信。信中，张以急切的口气要求照顾安排他的工作。对他多年来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竟一字不提。当然，他致函潘汉年是有一番算计的，潘是创造社同人，北伐时也在汉口国民军总政治部与张共过事，应该讲是老熟人。而抗战时期，潘汉年出入虎穴战斗在上海租界“孤岛”，对张的汉奸嘴脸早嗤之以鼻，所以自然是弃之一旁，不给回音。

　　张资平等不及了，再寻其他人。7月间，他在报上看到也曾是农工民主党发起人之一，正任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长的季方驻在上海，便千方百计地找去了，荒唐地要求恢复他农工民主党党籍。刚直不阿的季方断然拒绝。张碰了一鼻子灰出来走了。随即，季方将这情况通报到市政府，潘汉年本无暇问此事，现在张倒逼上门来，便指示市府办公室复函，通知他先到所居地长宁区政府登记并出具悔过书，再统一安排工作。

　　对张资平打击更大的，是东北人民政府高级人才招聘团到上海招人，他以张声为名应聘地矿学及外语教学两个专业，笔试通过后领取了盘缠等费用。当该团前往长宁公安局政审时，才发现这一张声竟是张资平。负责该团招聘工作的东北局文化部长刘芝明，本就是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上海“左联”老战士，马上电告在上海的人员：“这种人怎么可以上新中国的大学讲坛？”后来该团召张资平去谈话，批评他隐瞒真实身份，是不诚实的行为，并当场追回了发放的路费。

　　1951年秋，四面碰壁的张资平又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对以往有所检讨并恳求安排工作。得到的回音，是通知他向当地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委员会登记。张资平知道这再一次证明上面对他并没有任何照顾的意思。可太无自知之明的他还不认真悔过，这就发生了张资平两次上书刘少奇的事情。

　　两次上书刘少奇

　　1953年6月，张资平给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发去了一函，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将回函转到了上海，所以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沈北乐找他谈话，传达政务院文教委的回复，建议他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袁翰青联系，是否翻译些科技类书稿。张却认为，这类著作编译耗时，一两年都不一定成一本书，最好商务印书馆每月能支他一笔稳定收入。商务印书馆认为无此先例，最后张勉强接受了《化工大全》一书的编译工作。此外，经袁翰青牵线，张资平在教育局的介绍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一所私立初中代课。然而仅隔了三五月，他又感觉不如意了，于是便再次上书刘少奇。

　　张资平在第二封信中说了他目前的“困境”：没有固定收入，而且他任教的那所私立初中，“学生态度傲慢嚣张”，“试卷容许学生查阅，以示民主……而当教师者则全无威信可言矣”……

　　刘少奇将张资平函转到了中宣部。中宣部于1954年1月13日又将张函转给了潘汉年，并致函称，是否为张资平就近找一份教学的工作，并在寒假期内能够解决。

　　为张资平找工作一事落到了上海市教育局一位副处长李槐之身上。他先去了张所在的学校，学校说张的经济不算困难，他每月固定收人总有100余万元（即人民币新币100余元)，其中学校代课35万元，译书稿酬、版税等也有60至70万元不等。妻子也已工作，只有两个小孩在读书。学校老师对他的评价不太好，称其上课时东拉西扯的。李将这一情况报告市政府办公室后，又专门向分管市文委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报告了一次。姚听后当场指示，张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他说经济有困难，对他们的政策是不能饿死人，可以说服学校再加他几节课嘛！要批评张的教学态度，其它问题不予理睬，尤其不能姑息。情况汇总到潘汉年那里，潘表示同意，上海方面随后向中宣部汇报了上述情况。

　　终为汉奸罪行付出代价

　　说到张资平多次上书提及的经济窘困，实际也与他当汉奸时的那段生活相关。他在南京伪农矿部、伪中日友好协会任职，虽无什么实权，但还算高官厚禄，搭上了部里的一年轻女职员，那时他已年近半百，早有妻室儿女，却让那位女士连结珠胎，生下一对儿女。然而张资平不知检点，居然把他的婚外情生活写成了名为《新红A字》和《折柳》等小说，在书中不仅为其放浪形骸作“情种”辩解，还把日寇屠刀下的玄武湖畔描绘得歌舞升平，一派祥和。抗战胜利，人人喊打的汉奸张资平失去了固定职业，仅靠隐隐藏藏地写译文稿维持两个家庭。上海解放后，张一再上书潘汉年直至刘少奇，即是想获得一个正式的身份，并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就在张连连上书受挫已感无望时，1955年6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将他逮捕。指控他的罪行，正是他当年投敌叛国、充当汉奸的经历。当年国民党方面起诉张资平，只强调他出任伪职，这次则十分突出地指控他撰写大量汉奸文字，宣传日、德法西斯独裁、侵略思想的文化汉奸罪行。1958年9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20年。张资平终要为他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1959年12月，张资平在安徽南部的一处劳改农场病死，时年66岁。

　　据《世纪》 陈正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