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的两件小事，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互不关联的小事，涉及三个人，一个是八爷；两个是小学同学，一个叫科，一个叫仓。

　　先说八爷。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经常去田间地头挑猪草。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到沟对面的田畔挑猪草。这里有生产队的十几亩西瓜地，西瓜很诱人，孩子们都喜欢来这里。生产队在瓜地里搭了一间人字形草屋，晚上住人看瓜。当时是八爷守田看瓜，他戴个旧草帽，在田里忙自己的。我挑好猪草后到草屋里玩了一会儿，然后回家放好猪草，就到街上去了。街上有家卖西瓜的摊点，我没钱买，就蹲在瓜摊边玩。

　　不一会儿，八爷来了，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走到我跟前拎起我的耳朵，往瓜田里走。走出很远，八爷说：“我屋里桌上有五毛钱，是你拿的吧？”我家穷，但我没有拿别人东西的劣习。我委屈地说：“我没有拿钱，也没有看见钱。”八爷说：“那钱放在桌子上，难道会飞？”八爷一直把我拎到瓜田。询问再三，我没有拿就是没有拿，最后不了了之。现在想起这事，我耳朵还有点发烫，第一次体验了被羞辱的感觉。尽管我家大人与八爷家关系不错，但后来我看到八爷，总是难消前嫌。

　　再说科和仓。科和仓同岁，比我大一岁，那年都上小学三年级。一天下午放学，我们三人负责扫除，快结束时，科忽然说：“哪个敢往桶里小便？”桶是打扫教室取水用的。仓笑着说：“我胆小，不敢。”然后把头偏向我，问：“你敢吗？”科说：“就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谁知道？”然后笑着看我。我真是个二愣子，居然说：“我敢！”当我真做了这件事后，科与仓已笑得喘不过气了。我知道自己上当了。

　　第二天，班主任把我喊到办公室，要我向全班同学作检讨。于是中午自习时间，我向全班同学作检讨。当时班里乱哄哄的，我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讲台的。

　　多年后，我上了大学，科当兵，最后转业，仓一直在家务农。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一天，科打电话给我，说孩子要考大学，希望老同学帮忙。他不提老同学还好，一提我就反感。我说：“你还记得往桶里小便的事吗？”他在电话那头大笑，显然没有忘记。我能想见他笑时眼睛一眨一眨的样子。当然，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笑过后，我给他解释了有关政策。后来，他没有再给我打电话。

　　如今，八爷早已过世，科、仓与我都年届花甲，想到小时候的事，虽觉好玩，但依旧难解心头的厌恶：一位老人，怎能毫无顾忌地当众拎别人家孩子的耳朵并怀疑其是小偷？开玩笑诱导别人干“坏事”，为什么又要举报？

　　当然，我自己犯傻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能怪别人。

　　一路走来，我知道孩子的心灵是明净的，是不能被羞辱和玷污的，有些负面记忆根深蒂固，很难让人忘怀。孩子的心灵也像大人一样，永远不希望盛放羞辱和垃圾。

　　孙江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