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子部长”

　　1982年，卫生部部长面临换届。几位副部长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排名靠后的崔月犁显得云淡风轻，事不关己。但出乎他自己和所有人的意料，4月24日，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

　　崔月犁能够被任命为卫生部长的主要原因是他改革精神很足，是一个创业型干部。那时国家穷，底子薄，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很少，卫生口又很保守，要达成共识很难，必须找一个工作有魄力的改革派当家。崔月犁在北京市委工作多年，担任过彭真的政治秘书，善于把握大政方针，也了解基层情况，改革意愿强烈。

　　崔月犁接任部长后，卫生部正式开始改革试点。新的部党组决定，当年上半年不开会或少开会，各种学会也要少开。正副部长“轮流坐庄”，每人在部里主持全面工作一个月，其他人都下去调查研究。卫生部机关各业务司局也要抽出三分之一的力量，由司局长带队，分赴城乡医疗一线。

　　为了推动全国医改，崔月犁还在北京选了协和医院（当时叫首都医院）、广安门中医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作为试点，分别代表西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三种不同类型。他告诉前来采访改革新风的记者：“每星期一、三、五，我在首都医院办公；每星期二、四、六，我在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办公，特殊情况例外。”他还常戴着口罩扮成病人坐在候诊室里，调查医院的管理和服务态度。

　　他带着协和医院副院长苏萌去与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沟通，想把医护人员的夜班费从7毛钱提高到一块钱。王丙乾说不行，协和医院改了全国都得改，财政部拿不出这么多钱。崔月犁说：“我这个卫生部长当得也太寒酸了，连一块钱的权力都没有。”王丙乾说：“这样吧，你们不要对外宣传，自己把夜班费提到一块钱。”崔月犁说：“偷偷摸摸这叫什么改革？我当这部长有什么用？”王丙乾终于同意了。

　　王玉山记得，崔月犁极其重视工作效率，有事绝不过夜。那时有些干部习惯于凡事形成文件，分头批阅，但崔月犁对这种“公文旅行”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一来就搞什么批文，能打电话、写条子解决的事就别发文了。”他习惯于直接批条子，被一些人称作“条子部长”。

　　“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

　　在卫生部工作期间，崔月犁最受争议的是关于中西医结合。

　　崔月犁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后开始分管中医工作。“文革”前全国县以上中医院共有371所，到1978年只剩下170多所，现存的中医院也基本以西医为主导。面对中医的困境，卫生部是否应该继续执行多年来“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政策？很多人劝崔月犁，对中医不要介入太深，但他没有听。

　　1982年4月，他策划和主持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中医发展史上颇有标志性意义的“衡阳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的讲话。他说，医疗界存在着认为中医不科学，对中医或者采取清高和不介入，或者鄙视、歧视、不屑一顾，或者口头上赞许而实际行动上排斥的态度。这些思想用不着专门去批评它，可以在实际工作中用事实来澄清。

　　就在衡阳会议的最后一天，传来了内部消息：崔月犁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参会者纷纷说，看来“重西轻中”的局面真的要结束了。但也有人写了“紧急建议”，并以学术组织的名义向多位中央领导报送。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卫生部党组在衡阳会议后上报的《关于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崔月犁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支持卫生部“开创新局面”。

　　衡阳会议后，他着手调整中医院“西医当家”的领导班子，改变“中西医结合”的办院方向，遭到很多人的抵制，但他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认为，西医好比砖墙，中医好比土墙，在中医医院里搞西医，土墙很快就会倒了；在西医医院里搞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则不会伤害到西医。他问，如果不先补上中医这块短板，西医跟谁结合？那只能是“一根针、一把草加上两片阿司匹林的中西医凑合”。

　　当时卫生系统有人私下议论，说崔月犁过去是中医出身（他参加革命前曾在镇上的中医医院做了三年学徒），所以才格外重视中医。原卫生部部长值班室文秘王仙梅则认为，崔月犁从没有学过中医，也没做过中医，之所以要振兴和扶持中医，一是因为他常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不能丢了；二是他常下基层调研，了解到中医在县及县以下的乡村普遍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三是当时乡村缺医少药，而中医药价格低廉，老百姓更能接受，这是中国的国情。

　　外交部青睐的部长

　　崔月犁在卫生部饱受争议，但在外交部却大受欢迎。

　　上世纪80年代初，外交部经常从各部部长里“抓差”，轮流完成重要外事任务。崔月犁是最受外交部青睐的部长之一。

　　崔月犁天性喜欢交朋友，善于和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当年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总是用“超常的联络能力和亲和力”来形容他。

　　1986年3月，崔月犁代表中国出席瑞典首相帕尔梅的葬礼。那次有一百多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各国代表依次致哀。排在崔月犁前面的是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他们的随行人员都只有一名秘书和一名翻译，而排在后面的苏联代表团有七十多人，让他深有感触。

　　回国后，他给胡耀邦写信，建议：“下去的负责同志不要带许多人，只需二三人陪着就挺好，老百姓也不会注意。声势大了，不利于了解情况。”胡耀邦对他的建议很欣赏，让秘书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同意公开这封信和胡的批示，他欣然同意。

　　1998年1月22日早上，崔月犁洗漱完毕，等着秘书和司机来接他去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他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就让司机马上送他去医院。在路上，他的生命静静走到了尽头。

　　据《中国新闻周刊》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