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深夜，联大第1976次会议做出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联合国大厦里掌声雷动。而以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周书楷为首的工作人员泪洒街头，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蒋介石的心理准备

　　1971年11月2日22时，周书楷一行飞抵台北。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前来接机的蒋经国并没有对他们予以责备，反而是对其好生安慰了一番。而差不多一个月后，“代表团”成员向蒋介石亲自汇报时，更是惊讶地发现蒋介石看上去态度平静，甚至声称自己“已预做退会的心理准备”。

　　蒋介石真的看开了？

　　其实不然。

　　周书楷这些人并不知道，当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的时候，正在花园散步的蒋介石泪流满面，连为自己戴上帽子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完成，直接将帽子掉到了地上。对蒋介石来说，他上一次这般失态还是在1964年——那年中国大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蒋介石大受震撼，迅速约见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菜因，在会面时蒋介石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包括“大陆的原子弹就是为了摧毀我的”“一旦我被摧毁，大陆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展核武器！而你们则无法对其进行核报复，因为欧洲人会阻挠你们”。

　　不过要说蒋介石对此没有丝毫准备，倒也未必。台湾当局以一隅之地托庇于美国武力之下，与大陆对抗20余年。单只是一个联合国里的“代表权”问题，先后就出现过数次波折，因此你说蒋介石对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那肯定是不对的。

　　实际上在1951年，台当局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蒋廷黻就已经请示过蒋介石，若是大陆乘朝鲜战争之威重返联合国，那么他们究竟应持怎样的态度。蒋介石毫不犹豫，立刻便作出了抉择：“如两者不可得兼，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而确保台湾。”

　　对蒋介石来说，联合国作为战后国际社会的重要舞台，乃是他博取外国承认的重要战场，当然马虎不得；但台湾地方虽小，却是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后一块能够承载其权力的实体所在。从二次革命到抗日战争，失去地盘军阀的下场，蒋介石已经见得足够多了，因此他一口咬定，台湾才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东西，为此他甚至可以放弃自己在联合国的一切。所以在万不得已之时，放弃台湾在联合国里的代表权，他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

　　末日的丧钟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提前通知台湾当局的情况下突然发表讲话，表示“我已派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在其最近的世界之旅中前往北京”，同时尼克松将“在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

　　这个消息宛若一颗原子弹，在蒋介石的头上炸开了。据说蒋介石闻讯后当场失态，破口大骂尼克松；而台湾媒体也一反常态，称尼克松“险不可测、原无信义可言”“自贬身价、降格以迎”。而就在尼克松发表讲话的这一天，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联袂而至，向第26届联大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政权代表”的提案。

　　惊慌失措的台湾当局外事工作人员们依然在做着徒劳的努力,驻美负责人沈剑虹不厌其烦地与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确认着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然而问题在于罗杰斯压根就不知道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到底是什么！基辛格出访中国的整个行程都是高度保密的，而尼克松几乎没有对罗杰斯透露任何多余的信息。

　　尼克松长久以来对国务院的厌恶终于收获了累累硕果：7月18日，国务院在备忘录中表示“原本机会很小的双重代表案及任何形式之重要问题案”由于基辛格访华消息所带来的冲击，“机会在减小”。而尼克松却在此时丢给国务院一个最为棘手的工作：在8月初之前，搞定今年联大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细节。

　　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尼克松敢于放手让罗杰斯他们去搞，是因为基辛格在北京试探过中国人的底线，而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他，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案”。由于缺乏对细节的了解，罗杰斯等人将问题复杂化了，他们认为既然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那么必须要对现有的“双重代表案”进行彻底的修改。而很显然，单单只是将新中国迎回联合国已经不够看了，必须把安理会的席位一并送给他们，才能把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里！

　　基辛格日后曾讽刺过国务院在对华问题上的愚蠢，他说：“在对华行动方面，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情，因而他们能够一意孤行坚持要这么干。”

　　很快，压力便从美国人身上传递到了蒋介石身上：7月1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见了沈剑虹，指出“如用双重代表案而不予中共安理会席位，而仍由台湾保持之，亦难获通过”，因此希望台湾审时度势，好自为之；7月23日，美国驻台负责人马康卫面见蒋经国，不断劝诱其放弃安理会席位。

　　最后的日子

　　8月2日美国正式声明，表示支持“双重代表案”；而两天以后新华社对美国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日，周恩来公开表示：“如果两个中国的局势在联合国内出现的话，中共将断然不会接受联合国之席位。”

　　然而峰回路转，由于在联署“双重代表案”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对美国没有明确指出安理会席位到底要给谁，因此不堪其扰的尼克松竟然在9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态：“我们允许且将投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自然，这也表示给他们安理会的席位。”

　　一石激起千层浪。

　　原本还在紧张激烈地策划着联署“双重代表案”的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忽然多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双方彼此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而10月5日，基辛格再度出访中国的消息让分歧重重的美“台”双方再度陷入互相攻讦的状况之中，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台湾当局在联合国里的日子，只剩下最后几天了。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台湾当局的工作人员从来都是谨小慎微，在联大会议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连联合国语文司中文翻译处里的工作人员都特别清闲——因为怕英美友人听不懂自己的语言，所以台湾当局的工作人员基本都能说口流利的英语，并以此为荣。1950年，伍修权率团参加联大会议时曾辛辣地讽刺过国民党的工作人员，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20多年的卑躬屈膝，依然迎来了末日的丧钟。在最后的日子里，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施展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每日穿梭于联合国总部大厦的各个房间之中，一遍又一遍地估算着票数。然而由于提案时间太晚，美、日、蒋三方对外宣传口径不一，加上尼克松访华消息带来的冲击，这些人所做的这些努力，最终全都化为乌有。

　　据《国家人文历史》 刘志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