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国务院第32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基本确立了我国此后将近40年的工资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也在这次工资改革中迎来了职业道路的转变。

　　很多作家选择行政级别

　　1956年的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高教1级和文艺1级大致相当于行政8级；文艺7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3级，等等。

　　实行工资制以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别与行政级别工资标准中自由选择。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如果他们选择文艺级别，就比选择行政级别的工资高一些。但他们(特别是党员作家)一般愿意选择行政级，放弃文艺级。理由是：选择行政级的政治待遇高些，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阅读《参考消息》，等等。

　　比如赵树理的行政级别是10级，月薪218元；而他也可评到文艺2级，可拿月薪270元。赵树理却选择了行政级别，还主动放弃公费医疗和公务差旅费，每次下乡，他都是自己掏腰包。他觉得自己的行政级别已解决了政治待遇，自己又是有一些稿费、版税的人，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

　　但是，对于戏曲界的一些著名演员，他们在旧社会就是拿高份子的，解放后便仍是按老章程，给他们定了高工资，大大超过了文艺1级的标准。如，京剧演员马连良月薪1800元，张君秋月薪1500元；评剧院的小白玉霜和新凤霞月薪都是600元。地方戏曲剧团也类似，有的县评剧团的主演能拿到200元的高工资。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及顾颉刚

　　当时，政府对于旧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养起来”的政策，即团结、利用、限制、改造(思想改造)，并给予相应的生活安排。其中，史学家顾颉刚是典型代表人物。

　　1926年，33岁的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七册)，轰动史林，《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在顾颉刚“古史辨”的诸多论断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禹是一条虫”的论断，顾颉刚怀疑盘古及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并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先由神，再人格化为人而来的。

　　1952年，在中央筹办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及各地知识分子的安置情况，上海市长陈毅讲到顾颉刚，说他在上海经济困难，不大顺心；随即毛泽东便提起“大禹是一条虫”之事。原来在1938年，毛泽东曾将一册《论持久战》寄赠顾颉刚。也许是由于毛泽东对历史情有独钟，故而知道有一位“考辨古史的顾颉刚”；也许是由于顾颉刚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进行抗日活动，才收到了毛泽东的赠书。

　　在1952年的这次会议上，正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于是有了邀请顾颉刚到北京工作的提议。

　　对于顾颉刚来说，经过1952年在商界参加的“五反”运动以及在学界参加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唯一的触动是使他认识了自己所应处的阶级。顾颉刚在大学教书已超过30年，因此那时在学界加入了教育工会，他很高兴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然而想到自己仍是上海的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还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就形成脚踩两只船的局面，弄不好将会掉进水里。况且他名为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应算“资方”，但实际不当权，只仼编辑部的工作，又应算“劳方”。他急于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便想离开文史出版界。

　　“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

　　1953年秋，中国科学院院部在北京开会，议决邀请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顾颉刚得到通知时，当即应承下来，因为这不仅与他离开商界的愿望相符，也与他多年的治学愿望相符。那时夏衍曾对顾颉刚说：“北京有好些人希望你去，说你这样的年纪，也不必学习(指参加政治学习)了。”这句话打动了顾颉刚的心。他说：“我以为到了北京之后，就可以照我预定的计划读书写作，不再参与社会活动，趁我精力还够的时候干个十余年，还可以做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不辜负我一世的心愿。”于是在这年12月初，顺颉刚接受了科学院的邀请。

　　当时，科学院方面问起顾颉刚在上海的收入情况，顾颉刚告曰文管会和书店加起来有旧币500万元(即新人民币500元)。不知为何，以后就误传为要求到京后工资为500万元，仿佛顾颉刚在勒索高价。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此事传到上海，顾颉刚觉得传言歪曲了自己的意思，就在1954年6月趁夫人到北京看宿舍之机，要她向科学院致意，说工资绝对按照科学院规定，决不搞特殊化。科学院方面答应了，定顾颉刚的工资为218元，这是当时的最高薪(1956年工资改草，调整到345元)。

　　顾颉刚怀着可以“专心治学”的期望，于1954年8月22日抵达北京，就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该所于此年正式成立，所长由院长郭沫若兼任。

　　初到北京，一切未上轨道。单是整理书籍上架，顾颉刚就忙了两个多月，尚未来得及分类。他一生爱好书籍，节衣缩食地购买，所积太多，此次搬家，上海、苏州两地藏书共装225箱，约9万册；科学院特为顾颉刚包了两节火车车厢，全部运到北京，又将顾颉刚寓所安排在干面胡同中国科学院宿舍，即清朝大学士李鸿藻府邸之正房，以便顾颉刚存放书籍。这所前廊后厦的高大屋宇有200平方米，面积实在不小，室中多置书柜，顾颉刚如在书城中生活。

　　顾颉刚非常感谢政府对自己的照顾，只是他的藏书仍不能全部容纳，后来不得已将大部头之书售出，如汲古阁《十七史》、湖北局《百子全书》、商务印书馆之影印《四库全书孤本初集》，都卖与中国书店。但卖书之事并没有影响顾颉刚对于政府和科学院的感激之情，他知道自己已得到格外照顾了。

　　据《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 陈明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