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葡方挑衅，中方坚决还击

　　关闸口位于澳门北边，是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与澳门半岛交界处，也是如今拱北海关的所在地。1887年，葡萄牙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里斯本草约》，在草约中加进了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的字样。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暂时仍归属葡萄牙殖民者管理。在关闸，中国和葡萄牙澳门当局都设立了岗哨，中间划出了一块中立区，规定双方都不能进入。

　　然而，1952年7月25日下午，一名执勤的葡萄牙士兵多次把脚放到中立区，并不时地向我方士兵脸上吐口水，见我方士兵不理睬他的挑衅，竟嚣张地侵入我方警戒线。当时正在值勤的中南军区公安第十师第二十九团一连三班班长宋有增，对葡方士兵的挑衅忍无可忍，便上前进行警告。对方非但不听警告，反而对宋有增破口大骂，就在宋有增准备采取措施时，另外几名正在值勤的葡方士兵突然端枪跨过警戒线，用刺刀将宋有增左臂刺伤，鲜血直流。正在边境值勤的我方士兵见战友受伤，立即有两名战士赶过去救助，对面葡萄牙士兵竟公然开枪向他们射击，我方士兵被迫进行还击。于是，这场有着大背景的边境事件——“关闸事件”便拉开了帷幕。

　　起初，葡萄牙政府还认为新中国仍是以前的清政府，软弱可欺。26日，葡军以种种借口，向我边境大举进犯。当夜，澳门方面与英、法及台湾国民党当局召开紧急会议，他们纠集兵力，以猛烈的火力向我方进行扫射，我公安二十九团一连三排进行了还击。葡萄牙方面见边境上的守军不是我军的对手，便拉来大炮，向我境内开炮，击毁我边境上的十几间民房。与此同时，葡方还向我边境升旗手进行炮击，造成了我升旗人员死亡。

　　边境立即进入紧张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广东省委决定关闭关闸，双方人员停止了进出。

　　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立即将这一情况迅速上报中央。面对葡方的挑衅，中央军委决定在“既不挑衅，又不示弱”的原则下，对葡萄牙进行还击。中央军委要求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以打击西方反华势力，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公安二十九团立即召开会议，对整个战斗做了部署。战斗中，我公安边防部队英勇作战，给敌以极大的杀伤。葡萄牙政府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新中国不但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软弱，而且态度异常强硬，局势朝着对他们非常不利的方向发展。

　　战斗一直持续至7月30日。葡方组织向我方射击共8次，发射各种炮弹490发、子弹2万多发，我方还击炮弹109发、子弹8820发。葡方死亡5人，伤14人，我方牺牲2人，伤30人。

　　叶剑英决定从宽处理

　　澳门岛上土地很少，根本无法种植蔬菜，吃的用的过去一直由内地供给。8月2日，中方宣布封锁关闸通道，致使依赖中山县提供蔬菜、水果、粮食供应的澳门，断绝了生活物资来源。澳门居民生活用品紧张，恐惧不安，谣言满天飞。

　　葡萄牙驻澳门总督感到事态的严重，赶紧向葡政府进行了汇报，葡政府也感到再这样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便指示澳督同中方谈判来结束这场危机。澳督于是让澳门经济局局长罗保打电话给中共澳门工作组组长柯平，但没有找到人。罗保又连夜找到澳华总商会副会长马万祺，转达葡方的意见，说葡方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方也加以克制，寻求解决的办法。

　　马万祺当夜打电话到广州，这时中共澳门工作组组长柯平正好在广州。听到这一消息后，他忙将此情况转告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叶剑英立即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会上，大家非常激动，有人主张，这次危机是葡方引起的，责任在他们，干脆调一个师的兵力，对澳门进行全面封锁，对澳门当局进行经济制裁。

　　叶剑英冷静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站起来说道：“新中国成立，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有气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次冲突是葡方首先开枪挑起的，刚才大家提出的各种惩治措施，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我们应该看到，葡萄牙是一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与那些至今仍然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同时，他提醒大家：“同志们不要忘记，澳门同胞说到底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真正受害的是我们的同胞。总之，我们对关闸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广东省外事处长到拱北，与澳门方面进行谈判，并提出三项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外交和政治上的一次胜利

　　之后，在澳门经济局局长罗保的恳求下，澳华总商会会长何贤与副会长马万祺接受委托，到拱北与中方进行谈判，由于澳门方面口径与中方要求相差甚远，谈判没能进行下去。当天下午，何贤与马万祺回到澳门，向罗保转达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何贤直率地对罗保说：“你我是老朋友，用不着兜圈子，我们多跑几次腿没有关系，但你们不改变态度，跑一百次也没有用，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对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你们葡国人。”

　　罗保很快向澳督转达了中方的要求，但葡方只答应第一条，其余两条仍不答应。

　　次日，何贤与马万祺只好到拱北向中方转达澳督的意见，这一意见当然遭到中方的拒绝。不过，中方人员也安慰并鼓励何贤、马万祺，肯定他们为谈判辛苦奔走，也是在为澳门居民出力，为祖国出力，并请他们转告葡方，现在的新中国已经不是以前了，受人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们真有诚意继续谈下去，就要按照那三条去做，不按那三条去做，谈判就没有基础，也是不可能谈的，如果要拖下去，中方奉陪到底，将来一切后果将由葡方负责。

　　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通知罗保，要求亲自会见澳督。在总督府，何贤和马万祺转述了中方的意见。并说，中方要想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现在的中国可不是以前的清政府。澳督听了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说：“让我们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告诉你们。”晚上，澳督向葡政府汇报了谈判情况，最后他们感到，再拖下去对他们更没有面子，只好同意中方的要求。

　　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门当局派罗保出关闸，代表澳督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葡方从原警戒基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约4.4亿元（旧币）。至此，“关闸事件”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终。“关闸事件”的处理，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也是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一次胜利。

　　综合自《党史博览》《百年潮》 孙国产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