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省强大开始
1912年1月26日，在辛亥革命爆发3个月后，当时担任清廷关外练兵大臣的张作霖主动拜见了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他公开向落合谦太郎表态，与其让东三省“落在”孙中山与同盟会这些南方革命党手上，不如把东三省给日本人，“当此时此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张作霖这些表态不代表他真的想彻底“卖身”日本，但是很明显，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最先考虑的不是与中华民国共进退，而是做大自己的地方势力，甚至脱离新政府的掌控。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意味着在辛亥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上的“去中心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是封建家天下时代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级关系，甚至中枢是否具有权威，是否有合法性，其判断标准已经不再是中枢，而转移至地方——各省是否承认中枢的最高权威性。
比如，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后，张作霖也宣布东三省“独立”，这也就意味着以曹锟为首的北洋政府尽管获得了西方各国承认，但在东三省并没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中央朝廷的崩溃
辛亥革命后，原本集权的中央朝廷崩溃，地方自治的风潮变得更盛。各省“俨然具一独立国家之形象”，有自己独立的军队，财政独立。
长期以来，中国所有王朝都以“天朝上国”自居，自认是“九州万方之主”，但是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一认知。如果只有一次鸦片战争也就罢了，可是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事件……这一系列打击，彻底把“天朝上国”的骄傲打落到了尘埃里。饱受西方列强羞辱的中国精英们终于醒悟了过来，要变法图强。变法，则是要变清廷之法，皇帝之法，无形之中，中央集权的权威就逐渐式微了。
1911年，粤海关在给中枢的报告里称，“本城各家报纸，向皆极力鼓吹革命”；由于绅权坐大以及地方衙门的不作为，不少并不是同盟会会员创办的报纸为了吸引眼球搏销量，竟然以“排满”为卖点吸引购买。换言之，在晚清，被皇权压制了2000多年的地方绅权随着清王朝被西方列强冲击得东倒西歪，开始慢慢觉醒，尤其是士绅们为绅权扩张想了一个美妙的借口：变法图强。这种观点认为，想要让中国强大，则必须要从各省强大开始。
不过，由于中国强大的“大一统惯性”，使得不管是军阀还是知识精英，都不敢也不能脱离“中国”这个概念去谈“地方自治”。如晚清鼓吹“广东主义”的欧渠甲（康有为门生），虽然敢喊出“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但也不得不强调“各省自强是中国自强的第一步”：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省省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
“要救亡图存必先中央集权”
因为大一统惯性的存在，晚清民初，尽管地方自治成为风潮，但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和地方士绅精英敢真正宣布“某省独立于中国”，甚至根据史料，都没有士绅和军阀真的在进行分离主义活动。
所以当清王朝不复存在后，地方自治与救亡图存的冲突就愈发明显和尖锐了起来。孙中山号召的“二次革命”，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看做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张者矛盾的总爆发，“也可以说是地方势力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总决战”。二次革命后，虽然地方自治势力依旧很庞大，袁世凯本人和历届北洋政府都没能解决中枢衰微的问题，但“地方自治”也彻底丧失了道义上的制高点，甚至逐渐变成了阻碍“救亡图存”的绊脚石。
这一期间，“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农业救国”“商业救国”等各种思潮先后出现，一方面是精英们关于如何救国的自行探索，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希望能借此给“地方自治”找到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不能说这些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理念的精英不是爱国者，但作为活跃在地方的精英，他们也确实对中央集权有天然反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给了“地方自治”致命一击。巴黎和会上，中国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证明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社会，依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争取到“国格”，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不可能争取到“人格”的。这在根子上彻底否定了“地方自治”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巴黎和会之后，大量中国知识精英开始公开呼吁“救亡图存”，开始毫不留情地批评“地方自治”。
另外，“地方自治”始于1901年，到巴黎和会时差不多有20年时间了，此时新一批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经历过“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晚清，对封建王朝因为腐朽堕落导致的屈辱并无切身体会。他们更多的体会是，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如一盘散沙，由于中央集权的受损，即使有好的变革，也没有办法立刻推行全国。
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被愚弄，被羞辱乃至被宰割，也让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地方自治”没有一点好感。
因为巴黎和会上饱受的屈辱，因为日本对中国实实在在的经济渗透以及武力威胁，使得所有人都不愿意再等待下一场缓慢的地方保守主义革命，而是期待着激进的速变和整全性改造中国的方案，迅速建立一个足以自保的强大国家。
日后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之所以能够让全国各地青年来投奔，北伐军能在很短时间完成统一，除了苏联的帮助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要救亡图存必先中央集权”这个理念，在1920年代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讨论了，甚至就连割据一方的阎锡山、龙云、李宗仁都不认可“地方自治高于中央集权”。中国也因此，才逐渐走出了地方割据、混乱的陷阱。据《看天下》 兰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