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听到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或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也能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响城’。”“响城”这个词，极大中和了这座宫城严肃、单调的感觉，仿佛将云端的皇权拉回了人世间。
太监、苏拉卖早餐
当年皇帝们在养心殿中听到的小贩叫卖声，其实就是售卖吃食的吆喝声。地点就在不远处的乾清门广场。
天刚蒙蒙亮，就着天边的微光和护军的灯笼，大内的太监、内务府的苏拉们（清代内廷机构中担任勤务的人）肩挑手提，带上炉具、吃食和锅碗瓢盆，三三两两占据了乾清门广场的边缘。勤政的皇帝们每日六时就摆驾乾清门召见臣工，听朝理政。朝参的文武百官必须提前到达，排班整队恭候。他们天还没亮就要出门，早餐是来不及吃的。等他们来到乾清门广场的朝房，又困又饿，无不饥肠辘辘。这时候，如果能有一碗热乎乎的饭食，相信他们会不吝钱财购买。
有需求就有供应。太监和苏拉——甚至还有御膳房的人协助，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清晨的乾清门前“伺候”起各位大人的饮食来了。曾任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的晚清官员寿森，既是率领护军守卫乾清门、维持广场秩序的负责人之一，又是照顾小吃摊生意的主顾之一。他创作的《望江南词》描述了紫禁城的运转，其中就以亲历者的身份留下了乾清门广场买卖兴隆的记载：
乾清门外东曰景运，西曰隆宗。隆宗门外罩壁后，于黎明时，有苏拉卖食物，为奔走小吏调饥之所，各种食物之美，至今人称道弗衰，殆饥者甘食也。
广场上，各色小吃摊一路铺开，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搭配着营业。太监和苏拉们售卖的芝麻烧饼、炒肝、卤煮、杏仁茶等，都是传统的北京小吃。“小吃广场”上的早餐，和清代贵族阶层宫外的早点并无太大不同，都是以甜口的面食为主，因此很受官员们的欢迎。
默许下的大内早市
乾清门广场的东南和西南两处角落各有一座小院子：一座是九卿值房，一座是军机章京值房。院子都是北边一排平房和三面墙围出来的几十平方米空地而已，但搭建厨房空间绰绰有余，何况旁边各有一座井亭，用水也不会有问题。事实上，古人为官都有堂食一说，同僚们工暇在衙门里吃顿工作餐自古有之。紫禁城有这个条件，清代的军机大臣、王公九卿们为什么不在两处小院自建餐厨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清代的官员政务压力巨大、工作节奏飞快，尤其是与皇权近在咫尺的乾清门广场上的各处机关及其官员们精神高度紧张，随时预备着听候召唤、上传下达、参谋顾问。他们并没有时间和精力恢复堂食的传统，也没有建设官厨的规划。即便全天候待机的军机处，值房不分昼夜、灯火长明，也只是预备点心充饥而已。
经常进出紫禁城的晚清官员何刚德在其《春明梦录》中回忆道：“余每到军机处启事，其廊下必排烧饼油扎棵数盘，为备枢臣召见下时作点心也。古人宰相堂餐，断不如是之节俭。”即便是这些点心，估计也是摆摆样子而已，不好吃，也没有官员真的会品尝。
另一方面，乾清门广场毕竟是在大内，和外朝的官衙不同。官衙可以由部门长官做主，大内则由内务府主管。内务府有自己的部门利益，自然不会赞成外朝官员在紫禁城内生火做饭、聚众会餐。但他们可以默许系统内部的太监、苏拉们开设小吃摊，在大内开起早市。
从理论上来讲，在紫禁城卖小吃并不违法。法不禁止即可为。本着解决早朝官员的现实困难，同时为本系统内的基层员工谋福利的考虑，内务府的官员们也就对乾清门小吃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宫墙附近的“美食地图”
除了小吃广场，晚清时期，神武门东侧城墙和金水河之间的围房，还开设了两家饭馆，一家叫四合义，一家叫六合义，专做太监、宫女和内务府工匠、差役们的生意。
那时，内务府的工作人员带工匠时，不便远走，便在四合义吃饭。近御上差人等，菜饭较佳，是不吃四合义的。也有太监嘴馋者，到四合义吃顿酱肉卷饼，外加一碗豆儿粥。花钱不多，可以解馋。而后妃命太监到四合义去买两卷酱肉卷饼，亦不稀奇。
由于这两家饭馆的店址严格而言不算在紫禁城之内，内务府更是默许它们长时间营业，对它们扯起了招牌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筒子河外侧也有专供紫禁城食客的饭馆、小吃摊等。西华门外的南北长街两侧有若干饭店，供应进出西华门的内务府工匠和差役歇脚、吃饭。不过，东华门外的餐饮生意最旺盛。东华门是明清两代官民进出紫禁城的主要通道。进出宫城办事的官民，还有驻扎皇城内的官吏、兵丁们，也是在这里解决饮食问题。尤其是在早朝前，很多来得较早的官员会选择在东华门外找家铺子解决完早餐再进宫办事。
皇城内在明代不是皇家建筑就是宦官衙门，在清代则用来安顿八旗子弟，房屋的性质都不是“商用”，也不允许自由交易。东西华门之外的这些饭馆都是灰色的存在。小吃摊则是附近居民的“无证”经营。与宫禁近在咫尺的餐饮区域的存在，自然也是相关部门默认的结果。
在紫禁城卖小吃，看似离奇，却真实存在。它是紫禁城的小漏洞，也是这座宫城给饮食男女的小补丁。摊贩与食客的参与也好，内务府等的管理也罢，都维系着紫禁城的烟火气，没有让这一方禁地自绝于红尘俗世之外。
据《文史天地》 张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