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兴
“我想有生之年把婚离了。”据报道，在山东济南，被妻子“家暴”近60年的赵先生终于离婚了。办完手续后，他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感谢民警帮他结束了这段婚姻。
报道中，已经85岁的赵先生与妻子育有四个子女。他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常常被打得下不了床也不敢吭声。年轻时他好面子，担心离婚影响不好，又顾虑四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并未收敛。赵先生先后三次走进派出所求助，第一次民警本着调解的原则劝和，第二次民警上门调解两个小时仍无效果，直到赵先生中风住院期间妻子仍追到医院闹事，出院后他第三次走进派出所，民警终于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手续。
报道中提到，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民警悟出一个道理，到派出所反映家庭问题的，都是想和解好好过日子的。这段话反映了基层治理中一种长期存在的思维惯性——家庭纠纷的调解目标被默认为“劝和”，而非“评估风险”或“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在赵先生的案例中，民警最终作出了“劝离”的决定，并帮助老人实现了诉求，这在传统调解工作中并不常见，某种程度上甚至需要一定的勇气。
这起事件还触及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议题——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男性受害者在求助时往往面临额外的心理障碍，这使得他们比女性受害者更倾向于沉默。当然，子女在这起事件中的角色也值得审视。报道中提到，民警上门调解时四个子女均在场，但直到最终离婚，未见子女主动支持父亲结束婚姻的描述。
老年人的个人幸福，在这种“整体利益”的考量中常常被自动让渡，而当事人本人的痛苦则被过滤掉了。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这起事件应当引发更多制度层面的思考，针对老年人家暴案件，需要建立专门的风险识别和干预流程。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也需要在基层培训和公众教育中逐步破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