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日,是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诞辰150周年纪念日。诞辰前夕,一座高10米的“爱国三问”碑在南开大学落成,上面镌刻着他在1935年开学典礼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个问题,穿越近百年时光,至今仍振聋发聩。
“南开之路”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说:“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即教育家严范孙)在天津共同创办“私立中学堂”,不久成为全国闻名的南开中学。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33人为其首届毕业生,周恩来为1917届毕业生。
1918年末,张伯苓着手筹办私立南开大学。他坚持要以民间财力办成一所可与欧美名校媲美的私立大学。开办之初经费极为紧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愿意投资,但要求南开筹集同等金额的资金。最后,张伯苓依靠社会捐赠完成了配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说,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
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开学。此后,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相继成立,形成了完整的私立教育体系。张伯苓常年四处募捐,自嘲是“化缘的和尚”。袁世凯、黎元洪、张学良、傅作义等政要都曾捐款。江苏督军李纯捐出50万银元,张伯苓用这笔钱购买了八里台数百亩土地,即现在的南开大学校址。有人提醒他,教育是清高的事业,不好接受军阀捐赠。张伯苓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
1928年后,国立大学实力大增,南开面临挑战。1929年,蒋廷黻等三位南开著名教授同时被清华挖走,全校震动。张伯苓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教育“土货化”,从中国实际出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还立足于天津成为华北工业中心的前景,成立经济学院,建立了“学经济到南开”的声望。
“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张伯苓早年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关系良好,但无论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张作霖让他当天津市市长,他都极力辞却,因与严修有约:“终身教育,不入政界。”然而,办学的艰难让他认识到教育离不开政治。
经张伯苓争取,政府补助在南开捐款中的比例从1919至1927年间的1.32%,增至1928至1935年间的31.45%。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炸毁。在各方推动下,南开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张伯苓预见到矛盾,将管理职权托付给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还用天津话对蒋梦麟戏称“我的表你戴着”,自己则常驻重庆。
1938年,张伯苓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他住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这里成为各派人士聚会议政的场所。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也常来此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张伯苓曾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对他一直赏识和器重有加。周恩来就读南开时家庭困难,张伯苓免除了他的学杂费;去法国留学也是张伯苓和严修资助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开召开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称:“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经常去拜访张伯苓夫妇,有一个时期几乎每周日都去,或者独自一人,或者与邓颖超同行。他曾在南开校友会的聚餐会上即席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讲话,称“南开精神”就是“抗日与民主”,是“苦干、穷干与实干”。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劝张伯苓去台湾,周恩来托人带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期间使用的笔名。张伯苓豁然开朗,最后下定决心留在了大陆。
“爱国教育家”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将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献给了国家。1950年春,他突然中风,经过一段时间休养渐渐恢复过来。他给周恩来写信,表示想回北方。1950年5月,周恩来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义寓所。其间,周恩来常来看望。
1951年2月14日晚饭后,张伯苓的好友、天津工商界的卢开瑗来拜访,告诉他,有消息称,中央可能对他有新的任命。他听了非常激动,两人谈得无比兴奋。客人告辞,他坚持要送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返回卧室后,他依旧沉浸在兴奋中。这时张伯苓的三儿媳瞿安贵给他端去一杯热茶,只见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说话,脑溢血又一次发作。
2月23日,张伯苓去世,终年75岁。他一生没有积蓄,衣服口袋里只有7块多钱和两张过期戏票。
第二天,周恩来到天津开会,在天津市市长黄敬的陪同下来到张伯苓家吊唁,并敬送花圈:“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1986年4月5日是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与国家教委联合在南开大学召开纪念会,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送了花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在会上讲话,一致称张伯苓为“爱国教育家”。
这一年,张伯苓铜像和纪念亭在南开大学落成,张伯苓夫妇的骨灰合葬于此。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述了张伯苓“爱国三问”的故事。他说,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据《中国新闻周刊》 宋春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