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四、紫禁城内，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早早地便已端坐在东暖阁，书案上放着一份新呈的奏折。按照常例，恭亲王又来入值觐见两宫。

　　恭亲王刚迈进殿门，不等其开口，慈禧便指着案上的折子厉声道：“有人劾汝！”恭亲王急忙拿起，粗粗一看，瞬间气涌心头，怒目圆睁，追问：“谁人所为？”慈禧极不情愿地答曰：“蔡寿祺！”恭亲王失声道：“蔡寿祺非好人！”话音未落，他便拂袖而去。

　　三日后，朝廷颁布一道上谕：“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此令一出，朝野顿时一派震惊与哗然。

　　模糊的权限

　　堂堂议政王突然失势，自然成为坊间巷尾之饭后谈资。众人猜度：慈禧此番痛下杀手，想必此前早已盛传的叔嫂失和之秘闻并非空穴来风。这道上谕表明叔嫂已彻底摊牌，撕破脸面。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恭亲王之个性，确有可议之处。史学家吴相湘曾言：“恭王性质开明，临事敏决，能力之富强，当时廷臣中，实罕其比。”可见恭亲王堪称推动洋务改革、缔造中兴之不二人选。然而，恭亲王的短板亦非常扎眼，他“自幼学养不固，举趾高徒，是为美中不足”。

　　比如每次上朝，恭亲王“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太后必客气一下，道：“给六爷茶。”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两宫哂焉”。当日两宫忘记赐茶，恭亲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由此知其潜意识中对君臣之礼并不十分在意。更让两宫不能忍的是，按照祖制，太后召见之地，“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亲王却往往不吃这一套，未等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

　　不过，对于两位处在权力巅峰的统治者而言，私人嫌隙仅是表象，决定彼此恩怨离合的主因，终究还是权力的争夺。早在1861年刚打掉咸丰皇帝生前指定的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时，慈禧便借同治帝名义，郑重向世人宣告：两宫太后拥有至高无上的最终决策权，而所谓的“议政王”仅仅是埋头干事的行政首脑。至此，两宫将自己同恭亲王的权限划分得泾渭分明。

　　然而，于日后的实际政治操作中，恭亲王却逐渐有意无意地侵夺太后之权，让原来厘清的权限变得模糊。这让慈禧心中甚为忧虑：首先，恭亲王领衔军机处，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大半出自恭亲王、文祥、桂良诸人之手，两宫裁断权渐成摆设。其次，为了贯彻改革大计，防止出现“政令不出紫禁城”的窘境，恭亲王就必须保证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步调一致，于是他通过私人关系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督抚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从而使得洋务运动得以全面铺开。手握朝廷大权的恭亲王又跟督抚打成一片，这怎能不让慈禧焦心？

　　两面授意

　　叔嫂不欢而散后的次日，慈禧立即召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重臣商议对策。据周祖培的心腹幕僚李慈铭所载，慈禧先是出示蔡寿祺之折，指出恭亲王有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罪，其应“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接着两宫垂泪谕诸臣曰：“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

　　第二天，大学士倭仁便会同周祖培等人审讯蔡寿祺，谁料蔡寿祺居然提供不出任何确凿证据。不过纵使无真凭实据，已洞察圣意的倭仁依旧以笔为刀，狠狠黑了恭亲王一把。倭仁的奏覆果然符合慈禧心意，只是太后仍觉言辞尚不够重。就在倭仁拟写奏折的当天，慈禧自己也起草了一道诏谕，并且命令倭仁、周祖培等人改毕后，“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慈禧打破常规程序，跳过军机处颁发诏谕，让恭亲王嫡系失去了转圜的余地。

　　次日，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首先发难，认为恭亲王“未闻有昭著劣迹”，“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惇亲王德高望重，自然很快引来一片附议之声。迫于压力，慈禧不得不“饬下王公大臣集议”。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慈禧居然尚有心情玩两面之术。初九，在王公大臣会议之前，她先私下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表明其罢黜恭亲王之决心；紧接着，她又召见军机处文祥等人，施以安抚，并流露出愿意让步的信号。

　　慈禧为何耍弄群臣，口谕两歧？她此番罢黜恭亲王，仅是出于敲山震虎、收拢大权之目的，并非要置其于死地。况且一来证据不足，二来王公力保，三来列强不满，慈禧若执意为之，不免陷于骑虎难下之窘境。是故她暗示倭仁于会上力争，借势将罢斥恭亲王责任推给他人，自己便可以体面地找台阶避开风口，退居幕后。此外，慈禧尚有一层用意，即通过内阁集会争辩，可以迅速促使朝中阵营分化。

　　恭亲王归来

　　十三日，在东陵监工的醇亲王奕譞赶回京城，急忙上书替六哥恭亲王说情。又一个重量级皇族表态，局面开始反转。第二天，主公大臣再度于内阁集会。深悉太后真意的倭仁抢得先机，出示自己所写疏稿，力持醇亲王等折可置勿议。此招果然奏效，众人皆知驱驰于前的倭仁的后台乃慈禧，故大多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有人认为此为皇族家事，不便插嘴；有人云恭亲王屡召物议，岂是子虚乌有，所以难当大任；有人还建议既然上谕已颁，不宜朝令夕改，应将错就错。就在众说纷纭时，肃亲王华丰按捺不住，拿出自己的疏稿，要求重新起用恭亲王。

　　眼瞅着众皇族抱成一团，公论汹汹，慈禧遂见好就收，十六日谕旨命“恭亲王着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至此，恭亲王算是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但他已无议政王与军机大臣头衔。

　　曙光已现，皇族集团并不欲就此收手，只有给恭亲王争取更多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才会稳固。十八日，醇亲王奕譞再上一折，这次剑指倭仁。奕譞可谓将了慈禧一军，追究倭仁之过失，说不定就会暴露自己私拟谕旨、指示群臣破例颁旨的阴谋。终于，慈禧在四月十四日再下谕令：“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据说当日恭亲王进宫谢恩，“伏地痛哭，无以自容”。

　　在京城宫斗正酣之际，远在江苏的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致信一封，信中写道：“恭邸似可渐复，唯与艮相（倭仁）嫌衅日深，仍恐波澜未已。”诚然，慈禧虽收回了大权，却打醒了恭亲王这头猛虎，叔嫂之间的权斗才刚刚揭开帷幕。与此同时，经历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地方各省，与朝廷的嫌隙逐渐扩大，二者之间的冲突已在所难免。

　　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