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我到北京军区报社办事，返回部队那天，恰逢1978年元旦。

　　列车在苍茫的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掠过光秃秃的杨树和零星的村庄。车厢里弥漫着烟味，我裹紧军棉袄，听着列车“哐当哐当”的节奏声。

　　几位热心的旅客主动和我搭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位老乡问：“唐山气候宜人，大同生活条件差，你咋适应？”我搓搓冻红的手回答：“叔，唐山水土是养人，可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长出硬骨头。我们守在古长城脚下，一年刮两场风，一场刮半年。但夜里站岗望星空，只觉眼下的土地埋着千年烽火，把自己种在这儿，就像山坡上的耐寒松，风越猛，根扎得越深。”

　　戴眼镜的青年男子接过话茬：“高考恢复了，你参军怕是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咋想的？”我望着领章上的红，像两簇小火苗：“说不羡慕是假的。消息传到军营，战友们夜里都打着手电翻课本。可连长说，国家要有人守大门，也要有人造钥匙，大门守牢了，造钥匙的人才能安心。”

　　后来，车厢忽然静了，只有列车行进的声响。远处传来鞭炮声，不知哪个小站在迎新。

　　列车鸣笛驶入隧道，黑暗瞬间裹住车厢，唯有安全指示灯微光闪烁。等再望星空时，新年第一缕晨曦正从地平线渗出。“新年快乐。”不知谁低语了一句。“新年快乐。”整节车厢轻轻应和。

　　在列车上，我迎来了1978年的第一个早晨。我整了整军帽，帽徽上的五角星映着曙光。艾立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