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官运亨通之前，在北京城有过一段“北漂”岁月。从湘乡农家的求学青年成长为“同治中兴名臣”，他的这段岁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问道京师

　　道光十八年（1838年），27岁的曾国藩中进士，并在随后的“朝考”中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被授职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官职），正式步入仕途。

　　曾国藩到京师初期，暂时居住于椿树胡同的长郡会馆，一个月后又搬到了南横街千佛庵，此处位于当时的京师外城，虽然距离他供职的翰林院路程较远，但毕竟为他提供了一个在京师栖身的场所。

　　与清朝其他中枢机构比，翰林院相对清闲，但俸禄也不高，曾国藩看见不少同事追逐应酬享乐或四处赚外快，忽视了对学问的坚持。但曾国藩并不想随波逐流，而是暗暗下定决心，要坚持每日早起，通过执行严格的读书与练字计划来夯实自己的学问基础。

　　随着曾国藩京师交际网络的扩大，尤其是家眷抵京后，曾国藩带着一家人住到了北京宣武门外的绳匠胡同，周围会馆众多，名流荟萃，他的来往应酬随之增多，今天有人找他题字，明天又有人邀请他去作诗唱和，这些都让曾国藩觉得自己花在读书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在他看来，这类活动的本质只是文人之间相互吹捧，对学问提升毫无助益，于是他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告知自己的两位师友——唐鉴（时任太常寺卿）和倭仁（侍讲学士）。在这一点上，二人意见十分统一，都劝曾国藩赶紧搬家，最好远离宣武门南外城的繁华区域，而曾国藩得到亲密师友的支持后也深以为然，认为这样做可以“省一半无谓之往还”，这便为其日后搬入位于京师内城的前门内碾儿胡同埋下伏笔。

　　砥砺前行

　　在身边多数人忙于交际作乐的时候，曾国藩将时间尽可能花在自我综合能力提升上，也逐渐获得了回报。曾国藩入职翰林院两年后，兼任国史馆协修，又过了一年，曾国藩担任文渊阁校理，主要负责考辨经史文集。

　　1844年春，曾国藩终于如愿由宣武门外搬入京师内城的前门内碾儿胡同。应酬的减少让他能够潜心学习，并增加了对古文各体诗的兴趣，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曾国藩不无自豪地宣称“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

　　不过，搬家虽然让曾国藩摆脱了一些私人应酬，但公事却逐渐增加。翰林院的各种考试都需要他监考，这些工作加上一些推不掉的“请酒拜客”，让曾国藩生出“无暇读书”的愧意，为此曾暂时避居于吕祖阁庙内。不久，曾经困扰曾国藩的肺病袭来，他为了养病，又搬到城南的报国寺，其间继续深入学习，并且与来探望自己的友人之子李鸿章确立了师徒名分。在这段日子里，曾国藩的仕途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曾国藩到达京师的第六个年头，他已经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其品级也由当初的从七品跳到了从四品。

　　官职的连续晋升常常会使许多人头脑发热，但曾国藩却保持了少有的冷静，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提到自己的许多同僚因为没有得到去地方担任主考或学政的机会而感到惋惜，但在他看来，“外官情形，动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所以即使无法得到外放地方的机会，也可以“读书养望，不惹尘埃”。

　　曾国藩不喜欢频繁交际的个人性格，使他不会因发表有争议的言论而授人把柄，从而避免了很多人事上的麻烦，他的座师、军机大臣穆彰阿因此能够放心地对他加以提携。此外，曾国藩在翰林院兢兢业业地学习与工作，也让他得到了朝堂一众大佬的赞许，这些政治力量对于曾国藩的仕途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47年，也就是曾国藩赴京为官的第七个年头，他已经是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朝廷从二品大员。

　　俭廉传家

　　曾国藩在京师打拼期间，湘乡的家人也让曾国藩时常牵挂。作为家里的长子，同时也是整个家族里功名最高的人，曾国藩主动扛起了振兴家族的重任。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反复问及兄弟曾国华和曾国荃等人的学习情况，并借机分享自己对于学问的心得。例如，曾国藩将自己坚持每天读书十页和写日记反省的方法介绍给兄弟们，希望他们也仿效，并指出士人读书的精髓不仅在于有志气和见识，还要有恒心。在交朋友方面更应该谨慎，不能追求互相标榜虚名，而是要寻找能够指正自己缺点的诤友。

　　从曾国藩的兄弟们大多投身行伍而疏于学问的结果来看，曾国藩苦口婆心的劝说效果似乎有限，但这些对于他自己来说却是落到实处的，这也是曾国藩成功的一大原因。

　　曾国藩的族人大多以务农为业，收入有限，就连曾国藩到京师任职前都需要从乡里四处借钱或接受他人赠予。因此，对于家族的经济状况，远在千里之外的曾国藩也很关心，多次寄钱或从京城直接借款给家里人。为了让儿子安心，曾国藩的父亲给他寄信称“上年所借头息钱均已完清”，而曾国藩却担忧父亲故意向自己隐瞒欠债真相，又另外给兄弟们写信求证。

　　在经济方面，曾国藩秉持修身齐家的朴素理念。1849年，曾国藩已经做到了朝廷正二品大员，直到这时，他仍坚持“除廉俸外不取一钱”，即使自己手中有积蓄，也要“周济亲戚族党，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

　　随着咸丰帝继位后下诏征询百官意见条陈，身居庙堂之高的曾国藩不再沉默，变得“慷慨激烈”，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将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积弊，认为京官办事通病为退缩与琐屑，外官则是敷衍和颟顸。九卿和司道作为监察系统，却“相率缄默”。咸丰帝读到曾国藩的上疏后虽有不悦，但仍不得不承认其中内容“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曾国藩的上疏震动了朝野，也宣告曾国藩在历经多年的“北漂”岁月洗礼后，终于完成了从初入职场的农家青年到政治精英的身份蜕变。

　　据《北京晚报》 李文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