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一二·九”运动爆发90周年。鲜为人知的是，“一二·九”运动前夕，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平临委）内部曾有过意见分歧，这场后来载入史册的运动险些天折。关键时刻，《八一宣言》犹如一盏明灯，为大家指明了前进方向。那天的游行队伍中除了学生党员，还有于光远（经济学家）、钱伟长（物理学家）等人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这些后来成为学界泰斗的年轻人，无一例外，毅然走出书斋，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

　　不在斯诺的小客厅

　　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一直误以为，“一二·九”运动是在他们位于北平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小客厅发源的。那时，燕京大学学生会的王汝梅、陈瀚伯、张兆慶都没有上过斯诺的课，但他们还是常去斯诺家，因为斯诺夫妇消息灵通。有一次他们听斯诺说，日本人将1000万元中国钞票放在桌子上，逼迫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独立。怎么办？他们和斯诺商量，能不能给宋庆龄写一封信？斯诺回答：“行啊！我认识她。”

　　于是，一封用英语起草的信件被交给了宋庆龄。十几天后，宋庆龄回信：“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怎样才能有所表示？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说：“你们游行！用稻草扎一个假人，在它身上写上‘华北’二字，把它放在棺材上抬去埋葬，用这个办法告诉群众，华北即将灭亡！”

　　这个极其“美国味儿”的办法，当然没有被采纳。真正让他们行动起来的，是斯诺家里的两位新朋友：一位是中共党员、北大数学系学生俞启威，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黄敬；另一位则是中共党员、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姚克广（姚依林）。黄敬主张“先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不然我们没法上街”。1935年11月1日，由燕大同学起草、平津十校联合签署的《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发表。这份宣言发布的同时，北平形势急转直下，学生们听说日本将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这是青年学子无法忍受的。12月6日，平津15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

　　斯诺夫妇在客观上掩护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但他们并不清楚，这场运动已经酝酿了很久。在斯诺家中做客的黄敬和姚依林，彼时正在为同一个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而忙碌。赈济会的会址就设在女一中。实际上，赈济会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的，它有一个暗线任务——联络团结各大中学的爱国学生。

　　1935年11月18日，完成赈灾工作的赈济会就地转化成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这就是后来直接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学联。

　　《八一宣言》犹如一盏明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然而，对于身处1935年的北平临委而言，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日却难以抉择。

　　北平临委书记王学明认为应该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而以宣传部长彭涛为代表的另一方坚持，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发动救亡运动。就在两种意见相持不决时，《八一宣言》的发表为彭涛一方吃了定心丸。《八一宣言》以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让彭涛一方的意见更加坚定。他们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周小舟前往河北省委汇报。河北省委支持彭涛一方的意见。

　　随后，北平临委改组，成立新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12月，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领导新临委工作。

　　此时，“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危急关头，北平临委决定，于12月9日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又一次五四运动”

　　12月9日天还未亮，燕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侯仁之，就站在了未名湖畔鸦雀无声的队伍中。这时突然传来消息，西门外已有军警集结。总领队陈瀚伯迅速指挥队伍改道南门，沿着田野间的狭窄土路，直奔西直门。

　　在一路之隔的清华大学，兴奋了一夜的于光远也早早起床，吃过早点，就赶到操场集合。不久，两三百人打着横幅，举着清华校旗，高呼口号，沿着铁路线朝西直门方向行进。

　　然而，清华和燕大的队伍走到西直门，却被两扇城门拒之门外。无奈，队伍只好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

　　清华、燕大的队伍迟迟未到，城内的学生已经等不及了。已经聚集了近2000人的请愿队伍当即推选出临时领导小组，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6项要求，要求政府接见代表并答复。

　　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派了一个秘书出面应付。学生哪里肯依。临时领导小组商议后当机立断，改请愿为示威游行。

　　队伍沿着西长安街，进入西单、西四，大家手挽手、肩并肩，边走边呼喊口号。

　　据参与者回忆，行至王府井大街已达5000多人。在王府井，学生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最终被军警打散。北师大的一位同学写道：“在王府井的这一战斗，我们是败下阵来了；但就整体而言，我们胜利了。”的确，正如斯诺当晚发给纽约《太阳报》的电讯所说，这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

　　清华自行车宣传队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无计可施，干脆宣布提前放寒假，还限令学校指派“学生代表”前往南京“聆训”。于是，大家决定趁着放假，分多路徒步南下宣传，扩大运动影响。

　　宣传团原计划徒步到南京，但考虑到经费有限，遂将目标改为保定。与此同时，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早已踏上征程，他们的目标是南京。

　　自行车队副队长钱伟长不是共产党员，但看到北平学联酝酿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他和几位同学当即贴出第一张海报，为南下宣传团的先遣队伍——自行车队招募队员。

　　1935年12月25日清晨，自行车队出发了。但学生们没想到，第二天一到天津就被军警包围了。还是北洋大学的同学凌晨三点来报信，大家才从后门逃过一劫。为躲避追堵，自行车队避开大道，沿着结冰的运河骑行。

　　1936年1月13日，历经千里的自行车队抵达南京。顾不得歇脚，大家当天就联络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准备共同抗议15日的“聆训”大会。然而，14日中午，大批军警包围了自行车队的住处。失去自由的同学们，最终被军警押上了北上“专车”。

　　这并不是终点。在北平学生呐喊过的街头，在爱国青年丈量过的土地上，抗日的火种已然撒下，这些火种一触即发，终将燎原。

　　据《北京日报》杨丽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