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在临终前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了最后一封信，也是他交代后事的遗书。然而随着遗书原件、最早的中文翻译稿，以及翻译潘凡的意外失踪，也为后来海外学术界对这份遗书真实性的质疑埋下了伏笔。

　　感人至深的遗嘱

　　1939年11月11日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从白求恩10月28日在手术中被手术刀划破左手的中指，随即又被碎骨刺伤，再到11月1日伤指在手术中被丹毒感染病情急剧恶化，时间已经过去近14天。上午，昏睡中的白求恩醒来，神志清醒了很多，但左胳膊已经开始变色。聂荣臻派来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医生和医疗队的陈仕华医生反复商量后，再次建议白求恩截肢。白求恩摇摇头，说：“不要治了，已不单是胳膊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是败血症。”

　　11月11日下午，白求恩支撑着坐了起来，让人拿来信纸，用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写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作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况。这些信，可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闭塞，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信中他还写道：“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的病人和贫血病人用。”“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11月12日凌晨5时许，白求恩突然不省人事，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这封白求恩临终前写就的书信，随后被翻译成中文，长达千余字。从内容上看，它既是白求恩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交代后事的遗书。白求恩在遗书中以感人肺腑的真诚表达了对伟大事业的不舍和对生命的眷恋。经聂荣臻司令员过目后，遗书的英文原件和翻译潘凡译成的中文稿，被交给了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的叶青山保管。

　　海外史学界的质疑

　　1943年，晋察冀军区卫生部装有白求恩遗书原件的铁皮箱在战斗中下落不明。1944年，在白求恩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见证了遗书书写过程的翻译潘凡，在一次行军途中与部队失散，从此杳无音信。这也为后来海外学术界对这份遗书真实性的质疑埋下了伏笔。

　　幸好，当时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有一份石印的机关报《抗敌三日刊》，在1940年1月4日刊登了这份遗嘱的中文翻译稿。这一期的副题是“追悼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专刊”，除了白求恩遗嘱外，还刊登了聂荣臻的《纪念白求恩同志》和《祭文》、吕正操的《纪念白求恩大夫》、林金亮的《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以及白求恩给他的翻译郎林的信，等等。

　　而这份遗嘱之所以能名满天下，还离不开一位作家和他的文学作品。1939年秋天，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派遣前方文艺小组第五组组长，作家周而复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斗生活，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反“扫荡”，记录了很多创作素材，先后完成了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和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随着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白求恩遗嘱也为世人所熟知，其真实性在中国几乎从未被质疑过。

　　1952年，白求恩生前的同志和战友泰德·阿兰与塞德奈·戈登联手创作的白求恩传记《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以下简称《手术刀就是武器》）出版。第一作者泰德·阿兰明确承认从周而复的小说中得到了“无法估量的帮助”。而这种帮助，包括直接引用了小说中的白求恩遗嘱。

　　《手术刀就是武器》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但由此引起的争议也一直存在。该书直接引用了周而复小说的内容，被西方主流学术界认为是不严肃的，书中白求恩遗书的真实性难以保证。所以长期以来，海外尤其是加拿大史学界普遍质疑白求恩遗书的真实性。其中，加拿大历史学教授拉瑞·汉纳特甚至认为这份遗书很有可能是白求恩的战友们在他牺牲后编造出来的。

　　除了对文史部分的质疑之外，汉纳特还对中文遗嘱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汉纳特认为遗嘱中的“把我所有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白求恩根本没有拍摄电影的条件。

　　事实上，作为外科医生的白求恩，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家和纪录片创作者。1938年3月26日，白求恩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写的信中提到，他希望得到更多的胶卷、相纸、冲印设备，还设想应当完成一部纪录电影：“我们应当完成一部36毫米电影，到了延安之后我再告诉你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战时交通的极端困难，直到1939年牺牲时，白求恩也没有收到任何从海外邮寄来的摄影器材。汉纳特据此认为，白求恩连最基本的摄影器材都没有，何来“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

　　的确有“一个电影的片子”

　　其实早在1938年，八路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影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下属的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着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摄影队在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黄帝陵前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

　　为拍摄真实的八路军敌后抗战，1939年7月，电影团冲破层层封锁，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唐县的和家庄村。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舒同接见了电影团全体成员。导演袁牧之汇报了工作计划后，聂荣臻除了指示各有关方面要积极配合电影团工作外，还特别提出要求：电影团必须拍摄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为此，电影团跟随白求恩大夫分别到唐县和家庄村军区司令部驻地、牛眼沟村军区卫生学校、花盆村军区医院等地进行拍摄，记录了白求恩大夫在医院为伤员和群众治病、打字编写教材、给医务人员讲课等电影素材。画面中的白求恩大夫为伤病员检查、细致地包扎伤口，还把一整套实用高效的战地医疗救治方案带给了八路军。白求恩遗书中所提到的“一个电影”，指的就是1939年延安电影团在晋察冀军区拍摄的这些电影胶片。

　　影片拍摄完成之后，由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共中央决定派导演袁牧之和音乐家冼星海携带底片（35毫米胶片为主）前往苏联，完成后期制作。

　　1940年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这些底片全部洗印了出来。正当工作接近尾声时，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向苏联发起了进攻。由于战事不利，苏联方面实行大规模战略撤退，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其他一些电影机构向古比雪夫转移。慌乱中，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样片和底片竟不知去向。

　　好在同期拍摄的少量16毫米的电影素材因制作技术原因未能带走，得以保留在延安，其中就有白求恩的部分影像。这些胶片后来由延安电影团手工冲洗了出来，解放战争时期由电影团辗转带到了黑龙江的兴山，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珍藏了起来。

　　至此，可以明确解答汉纳特的疑问了——白求恩自己的确没有电影设备，更无法拍摄电影。但他遗嘱中提到的那部电影不仅真实存在，而且部分影像珍藏至今。

　　据《炎黄春秋》 王双 胡小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