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攻克金陵（今南京），曾国藩迎来了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也是最为危机四伏的时刻。湘军有数十万之众，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如此，湘军集团在八大总督中占据六职，另外还有七人担任巡抚。毫不夸张地说，东南半壁几乎全在湘军集团的控制之下。

　　封建时代因为功高震主被杀的名将历朝历代比比皆是，熟读史书的曾国藩对此自然不会陌生。担任京官期间，曾国藩就认定“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身为湘军首脑的他将用何种“上岸计划”化解危机呢？

　　心生退意

　　清廷对曾国藩的忌惮由来已久。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曾国藩率军收复武昌、汉阳，咸丰帝大喜，下旨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某军机大臣得知后却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曾国藩的谢恩折还没来得及上奏，清廷就收回了任命，仅给了他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以示安慰。曾国藩此后多年未能得到封疆大吏职位，直到清廷无人可用之时。

　　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对于朝廷的猜忌了然于胸，并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同治元年（1862年），升任大学士的他在家书中感叹“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古今人物中“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因此兄弟间应“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次年围攻金陵进展顺利，他更加谨小慎微，要“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攻克金陵前，他更是与弟弟曾国荃商定“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

　　这种危机感在曾国藩给友人的书信中也一览无余。比如，他向亲家郭嵩焘抱怨“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因此他打算不久后辞官。他还向挚友吴廷栋诉苦，就连当年一起砥砺共学的好友倭仁尚且怀疑自己“广揽利权”，其他人可想而知，自己“竟日惴惴，如履春冰”。

　　劝说弟弟辞官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吉字营攻破金陵城，作为该营主将的曾国荃独得这“天下第一大功”。可曾国藩却苦口婆心劝说他尽快开缺回乡。最终，曾国荃被说服。

　　七月二十日，曾国藩上奏表示曾国荃“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意欲奏请回籍”。不过金陵尚需善后，因此他提出“不必遽请开缺”，这看似奇怪，其实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清廷对曾国藩猜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曾国荃的高调甚至跋扈，明确首功之臣已有隐退之意，可以稍稍安抚清廷权贵内心的不安，也可以避免落人口实。而太快就让曾国荃回家，那朝廷过河拆桥的嫌疑太大，面上不好看。清廷认可“善后”这个说法，刚好借坡下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曾氏兄弟的后续动作。

　　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代曾国荃上奏清廷，说一个月以来，曾国荃“延医诊视，日进汤药，病势有增无减”，严重到不能握笔写字的程度。另外，善后工作基本完成，急需回籍养病。清廷表示曾国荃“忧劳成疾”，请辞“情词极为恳挚”，若再不同意，“非体恤功臣之道”，于是如其所愿，赏人参六两以资慰问。

　　裁军是主戏

　　曾国荃辞官仅仅是“上岸计划”的前戏，只能削弱朝廷对曾家的部分猜忌。湘军“兵为将有”，曾国藩无人能敌的号召力才是清廷最忌惮的。因此计划中的第二步——裁军才是主戏。

　　七月初七，曾国藩以军饷短缺为由，奏称“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很快又表示“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酌留二万数千人”，分守重要关隘，“其余作为游击之师”。清廷自是乐见其成。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奏称已遣散湘勇近万人。十月十二日，两万五千人已基本裁撤完毕，曾国荃也已启程回乡。裁军第一步“自剪羽翼”顺利完成。

　　十二月二十八日，裁军第二步“以淮代湘”开始实施。曾国藩以“楚军不惯面食，不善驰骋，于剿捻难期得力”为由，提出“剿办捻匪，宜用准勇”。为确保淮军战力，他提出继续裁撤湘军以节省军费，计划于来年裁军两万多。截至同治四年（1865年）闰五月，曾国藩累计裁军六万余人。次年，他又以湘淮将领间的冲突为由头，把刚取得尹隆河大捷的霆军彻底裁去。鲍超的霆军是湘军中最为得力的游击之师，在攻打安庆、金陵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霆军裁撤后，湘军陆军仅剩刘松山一支较有实力的队伍。

　　不久，曾国藩更是把刘松山一军交给左宗棠，自此不再手握兵权，完全取得清廷的信任。

　　曾、左决裂

　　在“上岸计划”前两步开展的同时，曾国藩还借机启动了第三步，意在让清廷明白湘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这一步并不在计划之内，实属巧合。这个偶然的契机来自太平天国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

　　攻破金陵后，身心疲惫的曾国荃回大营休息。夜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带着幼主洪福瑱及千余太平军伪装成湘军趁乱逃出城外。然而，曾国藩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却坚称洪福瑱“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曾国藩向来主张在奏折中不把话说死，要留回旋的余地。此时洪福瑱生死未卜，而他却如此言之凿凿，与其谨小慎微的性格极不相符。

　　左宗棠、刘松山等人均已探得洪福瑱已逃至广德一带。清廷综合各方消息后认为，洪福瑱成功出逃毫无疑问，命曾国藩尽快查明情况并严办防范不力之人。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回奏时虽然不再坚持，可仍表示“贼情诡谲，或洪福瑱实已身死，而黄文金伪称尚存，亦古来败贼常有之事”。

　　更加诡异的是，他突然把矛头指向了左宗棠，指责其收复杭州时有十万太平军逃脱都没有严办，此次也应暂缓。左宗棠岂能乐意，立刻进行反击。清廷并未回复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攻击，不过却高度赞扬了左宗棠。因为此事，曾、左彻底决裂。清廷很满意这个结果，湘军两位统帅不和正是他们想看到的，有利于朝廷对统帅们的制约与平衡。

　　就整件事而言，朝廷看到了解决湘军尾大不掉的办法，曾国藩为“上岸”铺平道路，而始终蒙在鼓里的左宗棠则更为朝廷所赏识。一石三鸟，皆大欢喜。但后来受捻军和“刺马案”的影响，曾国藩未能真正“上岸”，最终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不过，他还是实现了善终这个基本目的。

　　据《书屋》 钱仲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