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赞皇中学读书。家离学校有50多里，路途远，只能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那时我是农业户口，每次开学前，都要从家中的瓮里舀出小麦或玉米，装在粗布口袋里，再用小推车推着，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走上10里路，送到粮站。粮站的工作人员过秤、登记后，会把这些粮食换成薄薄的周转证，这是代替粮票的吃饭通行证，少了它，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一个馒头。那个年代粮食短缺，饥饿像影子一样，总也挥不去。

　　带上周转证到学校后，还得去食堂窗口排队，把周转证和父母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递进去，换成一沓沓印着“一两”“二两”的饭票。那时，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的大通铺上，夜里能听见彼此因饥饿而发出的肠鸣音。那个年代，粮票本就金贵，再加上这层层兑换的不易，让每一口饭都显得格外珍贵。

　　那时，赞皇中学门外的大街上有个烧饼摊，打烧饼的师傅戴着旧草帽，双手在面板上揉着面团，力道十足，把面团揉得筋道光滑，然后撒上一层白芝麻，麻利地贴进炉壁里。不一会儿，焦香就顺着炉口飘了出来。烧饼1毛钱一个，或6分钱加2两粮票。即便价格不算高，对我来说也算是奢侈品，父母给的生活费要精打细算，哪里敢轻易拿来买烧饼。

　　我至今记得，每次路过烧饼摊，看着上面摆着的金黄酥脆的烧饼，心里都痒痒的，多想买一个解馋啊！那时的愿望特别简单，就想饿了能毫不犹豫地买一个烧饼，不用算计钱和粮票，趁热咬下，让芝麻的香、面的韧、烤得微焦的外皮，填满空荡荡的胃。可是，当时既缺钱又缺粮票，哪能轻易放纵这份口腹之欲。

　　时光荏苒，如今再回赞皇，粮站早已换了模样，粮票也成了藏在抽屉里的老物件。当年街头支着铁皮炉子的烧饼摊已很难找到，多是有着电烤炉的干净整洁的店铺，烧饼的花样也多了，甜的、咸的，方的、圆的。我每次回家，总会在县城里绕上几圈，专门找做老式烧饼的铺子，不要花哨的馅料，就要最普通的咸口，烤得外皮焦脆、内里松软。这小小的烧饼，早已不只是果腹的食物，它藏着我少年时的奔波与窘迫，装着我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反映着时代的巨大变迁。

　　丁振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