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惠生于书香之家，在高中期间入党，后只身赴延安，与著名诗人郭小川热恋。在郭小川和杜惠次女郭晓惠的眼里，母亲的人生经历曲折，充满传奇色彩。而父母的爱情始终如一，两人相扶相守了一生。

　　等到了“平等的爱情”

　　我的母亲原名邓蕙君，1920年3月7日出生于四川长寿县城关镇邓家巷子，家族五六十口人共住一个大院，她从小就淘气倔强，像个“儿马婆”（假小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母亲考入成都的省女中，在此加入抗日救亡宣传队。1939年3月14日，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读到高二时，她知道女学生毕业后就业很难，嫁人作妾又绝非她所愿，就想上前线打鬼子，或去延安。通过党组织的安排，她于1939年深秋只身奔赴延安，改名换姓为“杜惠”，在中国女子大学和西北公学学习近六年。

　　到延安后，清秀而高傲的母亲也不用好心人介绍，要自己寻求或等待平等的爱情。后来，她接受了父亲郭小川，她说这个当过几年八路军战士的青年诗人“谈吐高雅，内有才华，感情深沉”，诗歌成为两人“心灵上的红丝线”。父亲也爱她的勇敢、“思想火花”和性格上的“棱角”。

　　热恋一年多后，1943年春节他们举行了简朴而喜庆的婚礼：父亲用黄泥土在窑洞里堆了一对沙发，铺上老羊皮，母亲把吴玉章老人书写的喜联“杜林深植蕙，小水汇为川”贴到墙上，这就是新房。伙房抬来一大洋铁桶红枣绿豆粥，这就是喜宴。新人入洞房盖的被子，被里被面是吴老用旧了、该淘汰的细白布，这就是珍贵的贺礼！

　　在火红的年代热烈相爱

　　1945年秋冬，我父母先后被派到父亲家乡热河省东丰宁县工作，父亲任第一任县长，母亲任县妇联主任。一个南方姑娘到了北方，睡冷炕，吃小米和杂和面，就着盐水野蒜。

　　1946年秋，国民党军进占热河，父亲到热西开展游击战，怀孕八个月的母亲随家属队乘坐牛车向东北方撤退。道路崎岖颠簸，她滚下牛车掉到一个坑里，车轱辘从她胯骨处压过去，险些伤到胎儿。到了内蒙古林西县，母亲生下我哥，之后她在战乱中一边独自带孩子一边工作，还得躲避鼠疫。与此同时，父亲在一些区小队叛变、数十名干部战士被杀害的情况下坚持剿匪和进行土地改革，两次被敌人包围，侥幸生还。待父母久别重逢，孩子已经一岁零七个月大了。以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为基础，父亲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

　　1948年夏，母亲开始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先是任职于热河《群众日报》。天津解放后，他们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后又被调往武汉，任职于中南局宣传部。

　　1953年春，我父母调回北京，先在中宣部工作。母亲1958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

　　母亲作为少女时美而不自知，青春时清秀、自爱、勇敢、坚强，中年时美丽而健康，身材匀称，个子不高，常穿半高跟鞋，有一种素朴中的优雅。夏天她喜欢穿裙子，有条淡蓝灰色半身裙穿了多年。她会自己改衣服，自己缝制无领无袖的丝绸布拉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天上班，家中有我姨姥姥和姑姑做家务、照顾孩子。当时我们家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东跨院，院子里有花草，还养有鸽子、鹦鹉、小兔等小动物。父亲工作（在中国作协七八年，任作协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后调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极为忙碌，白天上班，夜晚写作。母亲往往是父亲诗歌的第一个读者。难得的闲暇时间，他们会带我们三个孩子游泳、滑冰或去公园游玩。父亲经常照相，在长有一棵枣树的小后院里冲洗照片，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

　　“有个最幸福、美满的爱情”

　　特殊年代，母亲特立独行、不愿被束缚的天性不改，几次说“错”话，导致她多年挨批，被降格使用。她的温柔母性渐失，变得难以沟通，缺乏理解和慈爱，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机器。

　　在生活上，她也标新立异，不同于常人。那些年，她会把衣柜的隔离板锯成两截当案板，会让我们吃涮羊肉蘸沙拉酱，会因一篇报文就把床从东西向挪成南北向，会说有“剥削”的嫌疑辞退父亲因病请来的小时工，会倒掉我好不容易腌好的雪里蕻，会禁止我们吃松花蛋、生姜等。她的种种奇行怪癖把我们搞得哭笑不得。那些年，我在她面前尽量不言不语，甚至躲避她。

　　父亲去世前的十年里，母亲对他是有关爱却不能通“心”。父亲受审查期间，她数次探望，一下汽车就拆洗被褥，打扫房间，清理灰尘、烟头、药瓶和满桌的纸页。她努力给父亲做思想工作，反复劝慰，但就是话不投机，无法沟通，致使父亲敬而远之。

　　但她对父亲的爱始终如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俩的情书多达数百封，她晚年还说“我一生有个最幸福、美满的爱情”。1976年父亲早逝时她56岁，在此后漫长的四十几年她从未有过感情的动摇，而是日复一日地收集、保存和整理父亲的遗稿和大量有关资料。她把父亲的文稿大部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她支持家乡丰宁县和承德市办起“郭小川研究会”并出书出刊。老家凤山镇人至今记得六七十岁的她整天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张一张地撰写图片说明，为“郭小川故居”筹办父亲生平展。

　　多年来，我越来越走近父母这一代人，也越来越多地理解母亲。他们其实是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情怀的。他们看淡生死，又相信未来。母亲是老革命，一辈子相信共产主义；她是好人，一辈子相信人。

　　母亲活到了百岁，她的一生没有憾事。在遗嘱中，母亲这样写道：“我带着爱和微笑去拜见马克思。值得骄傲的是，我一生未说过一个字的假话，一生未贪过一分钱财……”遗稿似未写完，余音不绝，飘彻天际。

　　据《北京青年报》郭晓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