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两人曾同为北京大学教授，虽然性格迥异，思想路径也不同，但两人却保持着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李大钊“是至熟至熟之友”

　　“李呢，表面上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表面上很温和，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头里他也是很激烈的。”这是梁漱溟晚年对李大钊的回忆。梁漱溟与李大钊认识的时间很早，进北京大学教书前就认识了。他还通过李大钊认识了陈独秀。1916年的一天，任职于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的李大钊在南城瑞记饭庄宴请客人，梁漱溟、陈独秀都在其列，这样，梁与陈的交往也开始了。此后，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下，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几乎在同一时期进入北京大学。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梁漱溟最年轻，担任的是哲学系讲席。不久，梁漱溟与李大钊便成为朋友。

　　梁漱溟晚年所写的《回忆李大钊先生》，文首即称：

　　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1919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的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不过，令梁漱溟遗憾的是，“今天回首思索起来，奇妙的是守常他们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绍我入党——连半点意向亦不见。于此，显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守常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那么尽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

　　其实，梁漱溟在李大钊心目中还是颇有位置的。对于梁漱溟想要深究东西方文化与哲学进而找到中国文化的出路，李大钊是默默支持的，且向梁漱溟推荐了相关的图书与文章。

　　共同参加的活动及生活交往

　　在北京大学，梁漱溟虽然是党外人士，从未听李大钊向他讲述任何关于共产党的事，但也还是共同参加了一些活动。

　　梁漱溟曾应邀在李大钊为骨干的少年中国学会作长篇演讲，也曾与李大钊一起倡导裁兵。对于倡导裁兵一事，梁漱溟晚年回忆说：“记得守常和我两人曾致力于裁兵运动倡导。当时蒋百里先生且曾写出裁兵计划一书问世。可厌的南北军阀混战多年不休，在洛阳的吴佩孚颇有势力，恰好守常的同学白坚武正在吴的幕府。守常因白的股勤介绍，走访洛阳，似乎不止一次。访吴谈一谈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舆论，发动广大社会力量才行。”

　　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学生李超自杀身亡召开追悼会，李大钊和梁漱溟偕往参加，并各有发言。

　　此外，梁漱溟还参加过李大钊在前门召开的一些群众大会。不过，他对此并不是特别积极。正如他在《回忆李大钊先生》一文中所说：“提起正当五四运动时代的那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我十分惭愧没有能像守常那样勇往地和诸同学们在一起，甚且可以说，他是居于领导而我则追随亦不力。”

　　梁漱溟与李大钊之间，还有不少生活上的往来。

　　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投湖自尽于北京净业湖（今积水潭）。11月13日，李大钊写信给清华学校图书馆的袁守和主任，提及送挽联之事，称：“送漱溟先翁挽联，已由申府缮就送去。”信中提到的“申府”，即张申府，是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的同学与好友，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张申府曾是李大钊的助理，也是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梁漱溟积极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被捕前不久，梁漱溟曾见过他一次。那是1927年春季的一天，梁漱溟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内访李大钊，只见满屋子都是人，大都是青年求见者，李大钊则忙于接待。梁漱溟并没有特别的事情，所以也没有打扰李大钊，随即退出。这便是梁漱溟见到李大钊的最后一面。

　　不久，梁漱溟便听闻李大钊全家被奉系军阀逮捕的消息，称：“原来他家大小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

　　听到这个消息，梁漱溟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章士钊，和他一起先把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以使李大钊安心。可是章士钊不同意，称自己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保李大钊也不死。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多年以后，梁漱溟对此仍耿耿于怀，在文中愧疚地写道：“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

　　李大钊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当时外部环境仍然紧张，但梁漱溟的第一反应不是避嫌，而是前往探望李大钊的家属，并成为从警察手里接手李大钊遗体的第一人。对于此事，梁漱溟晚年回忆：“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

　　后来，社会广泛地发起了捐款活动，北京大学师生及外地故友纷纷捐款。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张申府、傅斯年、李四光等各捐款10～20元，梁漱溟和鲁迅捐款为50元。

　　总而言之，无论李大钊被捕后，梁漱溟想要积极营救；还是李大钊被害后，梁漱溟马上看望其亲人并捐款……都可以看出李大钊在梁漱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李大钊、梁漱溟之间的交往与情谊，正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与爱国民主人士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一种很好的代表。

　　据《纵横》张建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