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市区沦陷。此时由于日本尚未准备好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开战，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得以孤立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形似“孤岛”，因而得名。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抗战时代生活史》是陈存仁撰写的回忆录，书中描写了上海沦陷后，作者目睹的日军残暴行径以及民众的生活经历。

　　军队撤退 民气消沉

　　国民党军队撤离淞沪后，租界里就不再听到炮声枪声，本来慷慨激昂的民气，也突然之间消沉了下去。

　　这时候，上海市民对自己今后的命运作出许多打算，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大部分人根据上海历次遭受战争摧残的经验，认为租界是安乐土，“一动不如一静”；小部分人认为租界虽能相安一时，但是一旦日军不顾一切地闯到租界中胡作非为，也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无数与党、政、军有关的人都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从租界到国民党军队的后方，最主要的通道是由上海到杭州。凡是没有钱而又怕战祸波及自身的，都向浙江方面逃，逃出去的人数前前后后有二三十万。

　　那时，租界黄浦江中还有几艘英商的轮船定期来往，有钱又有办法的人都搭乘这些船只逃到香港，但人数有限，且多是工商界人士。

　　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曾开出一张名单，凡是与政治有关的人物，每人分送所需要的轮船船票，要他们离开上海再坐飞机到后方，免得将来受日本人的利用。据说这张名单一共有400多人。

　　军界中人，凡是退休在租界里做寓公的老军人，亦由当局分别致送路费，要他们各奔前程。

　　一般与党、政、军无关的市民绝大多数还是留在上海，许多人认为租界的防范还是可靠的，而且既与党、政、军无关，更没有逃难的必要。何况久居上海的人有一种心理：“出门一里，不如家里。”就在这种心理之下，上海租界中还是有约400万的人口。

　　群丑蠢动 袍笏登场

　　日本人在“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前就收买了许多汉奸，从事破坏活动。初期被吸收去的人很少有知识分子或知名之士，商人也不肯为虎作伥，干这些勾当的只是一批地痞流氓。

　　日军占领了上海东郊各乡各镇各县后，所到之处都出现了“地方维持会”。这些组织起不了大作用，只能欺压同胞。等到“接收”了整个浦东之后，日军就想到要组织一个“上海市政府”，同时还组织了一个类似党部的群众机构，定名为“新民会”。会员多数有手枪，所以最初的一个时期，都是“新民会”的世界。

　　后来，日本人给“上海市政府”定了一个新名称，叫做“大道市政府”。这“大道”两字，是根据《礼记·礼运篇》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来的。就字面来看，他们认为可以博取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拥护，但是一经发表，中国人都笑起来，因为“大道”两字的读音，同于“大盗”，认为“大道市政府”就是许多大盗组织的市政府。

　　“大道市政府市长”的人选，完全由日本人支配，选了一个叫苏锡文的当“市长”，袍笏登场，可是这个“市长”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到了后来才知道苏锡文是一个台湾人，因为他肯听话，所以被看中了，当上“大道市政府”的第一任“市长”。

　　人口突增 空屋皆满

　　随着战事逐渐扩大，住在战区的老百姓纷纷向租界逃来，不仅是上海市郊的人，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的人也都避难到上海，于是上海租界的人口突然间直线上升。

　　从前富有的人从事置业，新屋造成后，租得出与租不出是一个大问题，选择住客又是一个大问题。我（本文作者陈存仁）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战前空屋之多，不可胜数。举个例子来说，我的诊所先是在南京路上先施公司斜对面的一座新楼中。这座新楼大约有写字间300间，租出只有20多间。因为四周空屋太多，我觉得冷清清的，很孤寂。恰好新新公司对面新建了一个慈安里，前面是新新公司，后面是新光大戏院，我觉得地点不错，就搬了过去。我住第一弄第一家，那时人口少而房租贵，所以前前后后都是空屋。

　　“八一三”战事一起，不过三天时间，整条慈安里住得满坑满谷。我觉得这个地方只宜于作诊所不宜兼作住家，就到法租界亨利路（今新乐路）永利坊租了一座三层楼的新住宅。那时永利坊还有空屋200多间，但是因为房租太贵，一般居民都望而止步。谁知道战事一紧张，不过20天的时间，全部租了出去。老牌电影皇后胡蝶，由虹口北四川路余庆里逃入租界，就住在我的贴邻，可见得那时房屋的紧张程度已达巅峰。

　　家家储粮 米商发财

　　战事离上海越来越远，人们对于抗战的形势也越来越揪心，看着严峻的情势一天一天地迫近南京，大家就想到这一次的战争可能会拖长下去。

　　大家想到，苦难的时期来日方长，不能不有所准备。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人口一天天增加，大家怕人口一多，米粮会断绝。因为上海人吃的米一半是靠常熟、太仓运来的，一半是外洋运来的暹罗（泰国旧称）米。而常熟、太仓的米不能储存太久，唯有暹罗米经过机器焙干，可以长期保存，于是大家就抢购暹罗米，我也将每天的收入陆续用来收购一些，暹罗米堆满了一间小屋。

　　不承想，当时上海的主要粮食及副食品始终供应如常，这也要得益于许多跑单帮（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人）的小商人。他们在四乡搜购米粮杂物，虽说他们都发了财，可是对一般市民来说也是好事。只是跑单帮的人喜欢携带轻便的物品，而贩米的人因为米重得厉害最是辛苦，但是获利也相当丰厚。

　　据《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