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却是当时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教员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学生被称作“精英中的精英”。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各具风格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上课各具风格。在历史系任教的钱穆穿一身中式蓝布长袍、布鞋、黑边眼镜，上讲台不带讲稿，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道来，配合手势和肢体语言，讲所有课都很有感情。任继愈是西南联大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他回忆钱先生，“是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教育的好老师”。当时有学生要中断学业去参军抗日，钱穆劝道：“你们不要认为在后方念书就是贪生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书读好了，才能报国。”

　　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讲课慢条斯理，“如果笔记记得快，跟得上他的说话速度，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可以出版成书”。冯友兰讲课没有废话，因为他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清晰。冯友兰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很有趣。比如他说大学就是自学为主，当研究生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过来的，你把着他的手，那是教不出来的。

　　中文系教授罗庸讲杜甫的诗非常“叫座”。他上课不带讲义，不但能将杜甫的诗背写在黑板上，连译注也都背了出来。教古文字学的唐兰，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讲词的方法是“不讲”，用无锡腔调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过了。沈从文在联大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创作的精义，归为一句话：“贴到人物来写。”

　　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带一张纸。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他提到数十位欧洲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均信手写来；讲中国通史，对于历史人物如数家珍。

　　刘文典为人率直、洒脱，是一个有如庄周般狷介的先生。“上课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一年他讲《庄子》，开头一句是这么说的：“《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天南海北，经常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有一学期他讲《文选》，只讲了半篇《海赋》，却用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举了很多外国例子，还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法文单词。

　　通才教育

　　在行政上，西南联大推行“教授治校”；在教育上，推崇通才教育。

　　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说到了通才教育之益处：“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哲学家金岳霖则说：“如果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比如，追求新知、培养人格……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过分强调一两个非常实用的方向，迫使青年转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某些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国民。”

　　杨振宁的回忆可为联大通才教育的一个成功佐证：“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

　　西南联大教授传授的东西，不是千篇一律的统一文章，却均为各自研究成果。陈寅恪讲授隋唐史，第一堂课上便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联大的“大一国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大教授许渊冲回忆说：“这一年度‘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11时到12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西南联大教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大师上基础课。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回忆西南联大时说：“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的老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联大基础课的一个特点，是大一、大二都要修国文和英文。“不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师生平等

　　西南联大三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合作，因为有许多好教授，更因教授之间能互相尊敬。因为学术水平相近，对于相互的能力认可，彼此心理上可接受。教授之间不会互论长短。“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玩笑和批评也是经常有的，但没有人会去“传小话”。朱自清的儿子朱乔生说，当时昆明很好的一个风气，是大家相互不嫉妒。联大的教授们甚至可以相互传阅对方未完成的文稿。

　　联大的师生关系十分平等。陈省身教授回忆说：“西南联大就不分教授与学生，有的学生很好的，跟教授一样，见面就随便谈谈，平起平坐的。”甚至有了“师生互教”的风气——学生的学问到了，也可以反过来教老师。教授大都爱才。时任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汪曾祺感慨地说，“夙慧”这种对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是很难出之于大学教授笔下的。

　　对于学生，联大中文系教授要求有些“散漫”。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授）、声韵学（罗常培授）要按时听课，其余都较随便。朱自清的“宋诗”相对严格，他一首首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有定期的考试。然而考试也并不如何吓人，一般都只是在学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

　　联大的读书报告不重抄书，重在有无独创性的见解，哪怕是怪论也可以接纳。根据汪曾祺的回忆，一次某同学交了一篇关于唐代诗人李贺的报告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这样天马行空的解读，令闻一多大为激赏。又有一次，一个同学在杨振声教授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的想象写了一篇报告《方车轮》。凭着这份报告，杨振声宣布该生期末免考。

　　联大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这种可贵的“散漫”，实则是一种大智慧——“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据《三联生活周刊》 何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