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我刚满十八岁，穿着娘缝的粗布棉袄，从山区小村走进军营。那会儿我们部队驻在山坳里，营区是临时搭的土坯房，冬天风一刮，窗户纸就“哗啦”响。

　　我被分到通信班，每天的任务是背着线拐子架电话线。班长是个参军多年的老兵，脸膛黝黑，他总说“通信兵是部队的耳朵，线断了，仗就打不明白了”。有一次，雪下得齐膝深，山后的电话线断了，我和班长扛着梯子往山上爬，雪灌进鞋里，脚冻得没了知觉。班长把自己的棉手套塞给我，“你年轻，别冻坏了”。最难忘的是除夕那晚。伙房杀了只鸡，战士们围着土炉子吃鸡肉，班长突然从包里掏出个马灯，擦干净玻璃罩点上，橘黄色的光一下子把小屋暖透了。他说这灯是他参加淮海战役时带的，“那会儿条件更苦，靠这灯照路送情报”。我们就着灯光唱起了军歌，歌声飘出窗外，混着远处的鞭炮声，竟然一点也不觉得想家了。

　　后来我退伍回乡，那盏马灯班长硬是塞给了我。如今灯座早生了锈，可每次擦它，军营里的雪、土炉子的暖，还有班长的话，就像在眼前一样。王胜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