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一心向党，从未动摇过理想信念。哪怕在极其艰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们依然坚定地克服千难万险寻找党组织，用生命诠释信仰的力量，谱写了一个个永不褪色的红色传奇。
远赴德国参加共产党
1917年7月，时任滇军旅长的朱德，目睹国家内战频仍、民不聊生的惨状，感到十分苦闷和困惑。1922年，朱德从老朋友孙炳文那里得知，中国共产党在一年前成立了。他了解党的纲领和任务之后，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便决心要找到并加入这个党。
1922年7月，朱德放弃高官厚禄，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渴望见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可惜李大钊不在，朱德只好辗转去上海拜访陈独秀。陈独秀以他在旧军队中担任过高官为由拒绝了他的入党请求。
朱德听说欧洲也有中共组织，就和孙炳文登上邮轮，在茫茫大海上航行40多天到达法国。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得知中国留法学生已建立中共旅法组织，领导人名叫周恩来，此时去了德国。朱德和孙炳文立即登上驶往德国的火车，几经辗转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被朱德的执著打动，不久与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开国大将黄克诚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求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受党组织派遣，赴广州进入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不久参加北伐，编入唐生智部。后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唐生智也率部回师武汉。黄克诚极为愤慨。1927年冬，黄克诚毅然回到家乡永兴，联系上中共湖南永兴特支。适逢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进入湘南，黄克诚就领导组建了永兴县赤色警卫团，积极投身湘南起义，后追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一个月后，黄克诚奉命率红军游击队返回永兴，不幸遭遇敌人“围剿”，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8年10月，黄克诚离开家乡，前往上海找党。白色恐怖下，黄克诚在上海找了两个月，却无法找到党组织。就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候，三师同学曾希圣也来到上海找党。黄克诚通过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时任中央军委参谋科长）找到了党组织。
沿路讨饭也要找到党组织
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组建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在甘肃、宁夏遭到马家军的围追堵截，部队被打散。副总指挥王树声在身遇危难之后，仍坚定地寻找党组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了缩小突围目标，王树声把剩下的八人分成两个小组，决计分路化装赶回陕北。当天夜里遇到土匪的包围，行李财物被抢夺一空。后来，几人走散，王树声孤身闯入腾格里大沙漠。身处茫茫沙漠中的王树声，却被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不能死在沙漠里，一定要回到延安，找到党中央，继续战斗下去！他在沙漠里奋力挣扎前行，甚至昏倒，好在路过的商贩俞学仁将他救下，并一直护送他到了陕甘苏区的固原县。
西路军在祁连山区被打散后，担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双脚冻烂，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他托付给当地老乡，自己则拖着一副病痛的身躯，拄着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向东行进。他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绝不能脱离党的队伍，一定要找到党中央！”为避开敌人搜查，他换穿老乡衣服，把空枪拆散，把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叫花子模样，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渴了，喝一口路边的积水；饿了，嚼一把野草，或向附近农家讨口饭吃；困了，就在荒野露宿。就这样，李聚奎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横穿宁夏，到达陇东，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开国中将晏福生在长征中与组织失去联系，孤身千里寻找党。当时，他为了掩护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率领红十六师浴血奋战，阻击敌人，不幸被炸伤了右臂。他命令警卫员带着密电码本和机密文件去追赶部队，自己忍痛拖着伤躯，艰难跋涉半个月，走到甘肃白银大水头地区时晕倒在路边。几个农民兄弟将他救起，用门板把他抬到水暖堡红三十一军驻地。晏福生见到老上级、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激动万分：“我总算又见到了亲人，找到了组织！”
为了寻党，他们卖字、拉车
开国中将欧阳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路军西征。西路军失败后，欧阳毅所在的小分队被打散，他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好不容易穿过沙漠后，他满面尘土，一身破衫，形同乞丐，来到甘肃至宁夏必经的长城垛子下，几经险关过了黄河。
欧阳毅走进甘肃靖远县许家湾，站在村民许秉章的家门口，他说自己是落难的生意人，想讨口饭吃。许秉章看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便帮助他在路边摆摊卖字。有一天，欧阳毅与一位到过陕北的老乡闲聊，意外得知红军打土豪抓走了“县太爷”。欧阳毅暗喜，表面装作漫不经心，打听出彼地是曲子、环县一带。到了晚上，欧阳毅在老乡炕头发现一本《幼学琼林》，上面有幅地图，恰好标有曲子、环县。次日，欧阳毅告别恩人许秉章，经海原、固原，过泾川，奔庆阳，中途偶遇王树声，同行一段路又走散。一路上，欧阳毅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凭借一手好字多次逢凶化吉，有惊无险，最终到达延安。
革命家曾山有过拉黄包车寻党的传奇经历。1935年春，曾山率红军游击队几经转战，到了江西新干、永丰、乐安地区活动，敌人派出四个师将曾山部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大部分指战员牺牲，曾山和战友刘云、郭铨隐蔽在新干潭丘一带的石洞里。他们昼伏夜出，靠山泉、野果充饥，决心要找到党组织。1935年5月20日夜，曾山和负伤的郭铨化装成油贩，在一个篾匠的帮助下，来到赣江河边，找到两条渔船。郭铨沿上水走，回家乡养伤。曾山往下水走，船到南昌后，从九江换乘轮船，经长江顺流而下抵达上海。为了寻找党组织，曾山在街头拉黄包车，每天东奔西跑，既解决了生活来源问题，又有机会接触各色人等。两个月后，曾山在法租界的山货店选购东西时，被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梁广发现。终于找到了党组织，曾山喜极而泣。
变卖家产，只为寻党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敌人的持续破坏，山东各地党组织连遭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革命进入低潮。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心急如焚，他召集党员开会并作出重大决定：外出找党。有同志说：“外出找党无异于大海捞针，非常艰难，而且我们从哪里筹集活动经费？”刘仲莹坚定地说：“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我们就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没有钱，就先把我的房子和地卖了吧！”会后，刘仲莹毅然把他家的钱庄、店铺和地卖光。此后，刘仲莹告别家人，辗转到了上海，冒着被反动军警盘查的危险，苦苦地寻觅党组织的线索。钱花完了，他就白天到工厂干苦力，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车间、进小巷。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寻觅到党组织的踪迹。
当时，时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健民也变卖了部分家产，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遍鲁西、鲁北、鲁中寻找上级党组织。1935年12月，赵健民从乡村教师也是共产党员的郭崇豪处得知，在濮县古云集徐庄村有共产党组织秘密活动。他兴奋不已，沿着黄河大堤骑行到徐庄村，与中共河北省委代表黎玉见面，汇报了山东党组织的情况，请求上级尽快派人来山东领导工作。黎玉将山东的情况报告给北方局，北方局派黎玉到山东和赵健民一起重建山东省委。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刘仲莹、赵健民等人以济南和莱芜党组织为主体，组建了共产党山东省工作委员会。
1998年，86岁高龄的赵健民回忆起60多年前千里寻党的往事，动情地说：“刘仲莹同志不仅冒死恢复发展党的组织，还变卖家产，九死一生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这种壮举称得上是高风亮节、舍命担当！”
据《文史博览》 朱文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