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是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作为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曾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的周秉德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多党外人士因为认识周恩来而认识了共产党，沈钧儒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

　　“恩来说了，可以这样办”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同时下设国防参议会。国防参议会首批聘任了16位参议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是其中之一，后又陆续增聘了周恩来等9人。

　　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于1937年8月在南京中山陵举行，沈钧儒和周恩来都出席了会议。在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举办的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两人相谈甚欢。

　　南京沦陷前夕，救国会迁至武汉。这一时期，沈钧儒经常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沟通。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与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等人见面，向他们介绍国共会谈的情况，听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和南方局部分机构入驻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南方局候补委员、重庆局委员王炳南与沈钧儒合租在良庄后，沈钧儒与周恩来联系起来更方便了，经常去“周公馆”拜会。

　　那时国民党加紧防共反共，沈钧儒总在时局不明时说：“听听共产党朋友的看法。”救国会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沈钧儒有时也苦恼，但过一两天就会豁然开朗：“恩来说了，这件事可以这样办……”

　　“做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

　　1940年9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多次组织集会，或在章伯钧寓所，或在张申府家里，或在沈钧儒住处，邀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商谈形势，寻求解决办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沈钧儒等聚会时说明，中共将拒绝参加定于3月1日开幕的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沈钧儒等人向周恩来建议，以“12条善后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被中共采纳。

　　而后，沈钧儒等联名向蒋介石呈交意见书，主张保留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席位，并成立监督抗战的特种委员会。蒋介石对此表示接受。尽管周恩来提醒沈钧儒等人“不要上当，免被各个击破”，他们还是接连几天轮番前往曾家岩50号，力劝中共再作让步，出席参政会。

　　最后，蒋介石仍然拒绝了中共降低条件后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12条”。中间派内部开始出现分歧。沈钧儒等救国会代表与中共立场保持一致，在中共表示拒绝出席参政会之后，也宣布拒绝出席。当时，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救国会是“最接近我们、同情我们的”。

　　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曾被一些人说是“中共的尾巴”。沈钧儒说：“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做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

　　中共中央南方局考虑扩大民主阵营。周恩来与沈钧儒和邹韬奋商量，其后沈钧儒牵头联络各方民主力量，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年11月公开。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取消“政团”二字，以便接纳无党派人士参加。沈钧儒任民盟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

　　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要“严加取缔”。沈钧儒在中共帮助下于11月30日秘密抵达香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通电响应。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9月12日晚，沈钧儒与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化装后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第一批北上，后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

　　三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沈钧儒等民主人士都到火车站迎接。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一生追求民主宪政，希望中国能有一部“真正人民的宪法”。1954年9月，他参与起草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宪法颁布前夕，正逢沈钧儒的一个孙子出生，他当即给孙子取名“沈宪”，开心地说：“‘宪’，终于来了！”

　　沈钧儒还有一桩长久的心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39年，他就第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入党，周恩来诚恳地告诉他，作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他不加入中共比加入作用更大，对工作更有利。1950年，他致信董必武再提此事，没有收到回音。1962年，他第三次正式申请，中央的意见是：“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

　　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逝世。

　　当年12月，26岁的周秉德在周恩来的警卫秘书何谦家中认识了沈钧儒的长孙、空军军官沈人骅。而后的一个周末，周秉德到中南海西花厅把交男朋友的事告诉了伯母邓颖超，邓颖超高兴地说：“沈钧儒先生与我与你伯伯都熟悉，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

　　1964年结婚前，周秉德几次带沈人骅去面见伯父伯母。周恩来对这桩婚姻很满意，他说：“党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沈钧儒先生确实当之无愧。”

　　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后来回忆：“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将周恩来同志视为知己，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知，看到这段姻缘，也一定会很开心。”

　　据《中国新闻周刊》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