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日记》中可以查到，从1926年到1935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和鲁迅之间的联系及交往共有70多次，这些记载充分反映出他们为反对和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在同一条战线上冲锋陷阵，并肩战斗，并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因《共产党宣言》结下缘分

　　据陈望道回忆，他和鲁迅的交往，早在1920年就开始了。

　　那一年，陈望道特地把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寄给鲁迅二弟周作人，请周作人转赠给鲁迅并附信说“请求指正”。这也是陈望道跟鲁迅书信来往的开始。

　　周作人晚年回忆，收到宣言译本的当天，鲁迅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后来鲁迅给陈望道写了封回信，并把自己翻译的刚出版的《域外小说集》通过周作人寄赠给陈望道作为答谢。

　　同年，陈望道参加创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任该会机关刊物《新青年》编辑，陈望道去信北京向鲁迅约稿，鲁迅不久便寄来了一篇批判反动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的小说《风波》，刊登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上。

　　直到1926年，两人才第一次见面。那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途经上海，暂居孟渊旅社，作家郑振铎代表文学研究会同仁，设宴为鲁迅接风送行。陈望道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这是他们首次会面。宴会散席后，谈兴未尽，陈望道等四位浙江同乡，又一直把鲁迅送到孟渊旅社并彻夜长谈。

　　携手为革命发声

　　1927年10月3日，鲁迅离开广州抵达上海。10月8日迁入景云里居住。此时，陈望道一边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边与友人致力于筹建大江书铺。大江书铺与景云里离得很近，这样，也就方便和密切了陈望道与鲁迅的联系和交往。

　　陈望道当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及复旦附属江湾实验中学校长。鲁迅定居上海后，1927年和1928年曾两次应陈望道的邀请，到他任教的复旦大学及其附属实验中学演讲。

　　《鲁迅日记》记载：“十月三十一日：夜陈望道君来，约往复旦大学讲演。”这是陈望道来邀请鲁迅讲演并预约讲演日期的。《鲁迅日记》还记载：“十一月二日：午蔡毓聪、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这是复旦大学学生蔡毓聪、马凡鸟来接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的，讲堂设在简公堂一楼，演讲内容为有关革命文学问题。次年5月，陈望道又代表复旦实验中学全体师生，邀请鲁迅到该校讲演。

　　陈望道在晚年回忆这两次讲演的情况时说：“那时，文化教育界的黑暗势力极为猖狂，不但对马列主义思想进行‘围剿’，就是对盛行的白话文也十分仇视。当时复旦大学和江湾实验中学的进步师生为了在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得到指导和支持，就由我去邀请鲁迅先生作演讲······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声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给复旦和实验中学的广大师生以有力的声援和激励。”

　　共同吹响反击号角

　　1934年9月，陈望道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是实践大众语的刊物，它与林语堂等人鼓吹所谓“幽默”“性灵”的“闲适文学”、提倡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开办的《论语》《人世间》等杂志相抗衡，用战斗的小品文（即杂文）去揭露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

　　陈望道在筹备杂志期间，首先征求了鲁迅的意见，得到了鲁迅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筹备过程中，首先是起名问题，当时陈望道拟了几个名称，和鲁迅商量。其中一个名称叫“太白”，陈望道就将起名“太白”的含义讲给鲁迅听，说是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提倡更加接近民众的大众语；二是“太白”两字笔画简单明了，合起来不满十画，易识易写，便于杂志的普及；三是“太白”即是黎明前后出现于东方天空的金星，中国传统称为启明星，又叫太白星，寓指当时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意在鼓励人们为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战斗！鲁迅听了陈望道的这一番解释，回答说：“我赞成用‘太白’，但这其中的意思只能我们自己圈里的人知道，不能对外界讲，防备被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听了去。”陈望道还同鲁迅商定：杂志的刊头不请人题字，就从字帖中择取“太”“白”两字就行了。

　　陈望道还邀请鲁迅为《太白》杂志的编委，但鲁迅却提出了一个想法。据陈望道回忆：“根据当时的斗争的条件和需要，鲁迅先生提出在《太白》编辑委员的名单中他不要公开列名。”虽然后来为了尊重鲁迅的意见，在发表出来的编委名单中没有鲁迅的名字，但有关重要事宜的讨论，都事先和鲁迅商量，接受鲁迅的领导和指示。

　　鲁迅对《太白》的关心支持，大大超过了对一般文学杂志的支持，成为《太白》不挂名的编委、实际的顾问、主要的撰稿人。在《太白》成立至停刊的一年时间里，共出两卷24期，鲁迅经常变换笔名供稿，先后用公汗、黄棘、长庚、且介等笔名为《太白》撰写了《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杂文23篇，还为杂志纪念特辑《小品文和漫画》写了《漫谈“漫画”》《漫画而又漫画》两篇文章。鲁迅等人在《太白》处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有力地支持她，投稿也越多，有时一期多至4篇。

　　鲁迅对陈望道办的《太白》也很满意，他在1935年2月14日给青年作家吴渤的信中曾说：“上海有官立的书报审查处，凡较好的作品，一定不准出版，所以出版界都是死气沉沉的。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虽然《太白》也最终在国民党的“最甚”的“压迫”中被迫停刊，但鲁迅和陈望道在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战斗中结下的革命友谊却更加深厚。

　　据《党史博采》 吴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