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能独立设计、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1998年3月23日，歼10在成都首飞，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历经坎坷铸就的“工业王冠”。它的横空出世，让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引进、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歼10也被网友称为国产“争气机”。

　　15分钟逆转

　　歼10的降生，源于一个建议。1981年年底，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建议，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预计初期投资约5亿元。邓小平批示：“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拟同意。”

　　1982年2月，第一次新歼方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新型歼击机的空战能力要优于我国现有的歼8Ⅱ及苏联当时的米格23歼击机，争取性能接近美制F16战斗机。为此，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和南昌的洪都650所挑灯夜战，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两个设计方案。

　　沈阳601所的方案是在未上马的歼13基础上重生的常规布局战斗机。歼8首飞后，空军对其性能并不满意，尤其希望改进空战格斗性能。因此，歼13的研究目标是一款类似于早期F16的格斗战斗机。南昌所的方案则是以未上马的强6强击机为基础的衍生改进款，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于是，601所的方案几乎被内定为胜出方案。

　　至此，新歼与宋文骢（后来的歼10总设计师）及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还没有任何关系，航空工业部只是临时通知他们，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帮兄弟单位“参谋、完善”。当时，611所刚刚经历了歼9项目的惨败，总设计师宋文骢还在贵州做歼7Ⅲ的技术交底工作。接到通知后，宋文骢匆匆赶往北京，不过他留了一个心眼，让同事把研究歼9时的鸭式方案资料也带上。

　　出乎意料的是，预备会后，时任航空工业部军机局副局长的王若松找到宋文骢，开口就问611所是不是也有可供参考的方案，并要求他在评审会上做一个汇报。由于事先毫无准备，611所手头连个模型都没有。他们只得临时向兄弟单位借了几张透明胶片和绘图工具，把一些重要图形、曲线和参数画在胶片上。

　　因是临时安排，王若松只为611所在日程表之外争取到了15分钟。第三天，在兄弟单位汇报的间隙，宋文骢抓住机会，从未来战争怎么打讲起，又话锋一转，提出应对超视距空战，战机应该具备的基本技战术指标，而要实现这些指标，新歼所应具备的性能，比如要有中距拦射，要有电子对抗等，而这刚好是601所方案的软肋。于是，本来已经一边倒认可的方案，开始出现变数。会议决定，暂不确定方案，601所和611所各自完善方案，两个月后再议。

　　十号机密

　　1982年4月，第二次选型会如期召开。宋文骢这回有备而来，为了使鸭式布局更有说服力，他亲自用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飞机模型。可这模型实在太小，下面的同志根本看不清。他灵机一动，把模型拿到幻灯机前，在幕布上投出一个巨大的投影，就像新一代战机穿梭在云海里一般。

　　经过5天激辩，空军、海军和总参都投了611所的票，认为鸭式布局更先进。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静力不稳定设计风险过大，从而转为支持601所的方案。第二次会议依然悬而未决。

　　为了用数据说话，宋文骢团队硬是把三年要做的试验，用一年完成了，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流谱观测试验歼10的总体气动布局，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1984年大阅兵中，歼8由于技术问题，没能参加检阅飞越天安门。同年，军方表态：希望发展有潜力的飞机。可是这款大跨越的新型战机真能设计出来吗？上级把宋文骢等人找去，问他们敢不敢立军令状，宋文骢不假思索地接过纸和笔，又递给他的副手谢品，“你的字比我好，你来写。”

　　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催生了直冲霄汉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项目代号“十号工程”。这项工程如此机密，以至于宋文骢跟弟弟都绝口不谈。弟弟在他家看到几本医学书籍，还以为哥哥改行当了牙医。

　　60%新品的挑战

　　1986年，歼10项目上马，宋文骢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他顶着各方面压力，改组了原来沿袭的苏式军工科研机构体系，把全国几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数十万科技人员都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上，一荣俱荣。

　　按照国际上的惯例，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产品绝对不能超过30%，否则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而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就连原材料、元器件都要上一个台阶。有人断言：“歼10的新产品率超过60%，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的。”

　　冒险，其实是无奈之举。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的飞机为主，航空技术储备少，工业基础差。另外，歼10飞机是个跨代的型号，技术指标要求高。说白了，新的机体、新的发动机、新的航电、新的控制系统，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什么都是新的！这些难题如何突破？靠别人还是靠自己？时常要面临天人交战的抉择。

　　比如，歼10对于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尤其起落架部分，是设计中的一块硬骨头。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和国外合作被纳入了考虑之中。

　　然而谈判却陷入了僵局。外国专家高傲地表示：“你们的技术不行，你们的方案不行，你们的人员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你们肯定干不了的，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

　　265万美元的评审费，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换来的仅仅是一个起落架，到底干不干？宋文骢说，即使有这笔钱，也不能这样打水漂。他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们：“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此后，经过200多次的试验，起落架攻关组传来好消息：“测试件成功通过落震试验，完成测试数量，无一故障！”而整个项目研制经费只用了28万元人民币。

　　就这样，一项项攻关，一项项填补空白，从1982年飞机方案开始设计算起，这一干，就是整整16年。宋文骢从52岁干到了68岁，歼10倾注了他的全部理想、心血和精力。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当天，歼10的静态飞控试验成功完成。

　　一飞冲天

　　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日。宋文骢理了发，换了新衣服，信心满满地准备目送它搏击长天。一件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试飞前的最后一次机务检查中，按规定启动发动机，机械员则通过各种仪器进行仔细检测。机检完成，无异常，但发动机正下方却漏下了三滴极易被忽略的机油。按说通过机检就符合起飞条件，而且离飞机确定的首飞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了。作为试飞现场最高指挥者，一道选择题摆在宋文骢面前：箭在弦上，是收还是放呢？宋文骢抄起扳手就进了机舱。他挑灯夜战，终于发现漏油原因——最后一次发动机微调后有8个维修孔复位后未做密封处理。

　　试飞时间到了。宋文骢带着他的团队齐整整地站在停机坪上，目送着歼10昂首向天。随着一连串预定测试动作的逐一完成，飞机俯冲而下，在主席台上空环绕三周。试飞员意犹未尽，请求再飞一圈，现场指挥中心同意了他的请求。

　　顺利完成首飞测试的各项动作后，飞机拉低高度，对准跑道稳稳地落地，机身后突然绽开一个五颜六色的减速伞，像一朵盛开的礼花。

　　一次划时代的首飞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回忆起庆功宴，宋文骢的接班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老头儿’已经68岁了，但他很开心，喝了不少酒，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歌，高兴地对年轻人说，我出生于3月26日，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以后，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据《北京日报》 《名人传记》 孙文晔 刘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