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938年1月8日，48岁的白求恩率加（加拿大）美（美国）医疗队乘船到香港，再乘飞机到达武汉，在此停留一个多月后转赴延安。梳理相关史料可发现，白求恩在武汉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这硝烟弥漫的一个多月里紧锣密鼓地救死扶伤的经历，可与他在华北做手术的动人故事相媲美。

　　加美医疗队三人到武汉

　　1937年7月30日，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应邀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医友晚餐会，其间结识了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希望他来中国帮助抗战。白求恩被陶行知的满腔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深深地打动了，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块战斗。”随后他向加拿大共产党申请前往中国，得到了批准。

　　1937年底，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组织了“援华委员会”。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医药器械，乘“亚洲皇后”号邮轮，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于20日到达香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安排加美医疗队在国际友人、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三天后从香港飞往武汉。

　　白求恩一行之所以不远万里赶到武汉，直接原因是1938年的武汉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蜚声世界。白求恩想看看真实的中国面貌，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更重要的是反对法西斯，亲身实践共产党员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他在来华的旅途中给友人写信说：“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妮斯·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以及伯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

　　白求恩的随行人员为：琼·尤恩（1912~1987年）、帕森斯，后来增加了理查德·布朗。

　　琼·尤恩的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她在加拿大圣约瑟夫医院护校护理专业毕业，1933~1937年到中国山东省的济南、淄博、无棣做医护工作，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7年7月，尤恩离开中国回到加拿大，在老家多伦多的圣约瑟夫医院找到一份酬金较为优厚的差事。但当她读了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写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特别是读了史沫特莱《呼吁医生和护士去中国》的公开信后，为了援助中国抗战，她毅然接受加拿大共产党的建议，作为加美医疗队的护士和翻译跟随白求恩前往中国。

　　美国大夫帕森斯是外科医生，和白求恩同时到达武汉。然而，之后帕森斯一意孤行，没有前往延安，更未到晋察冀抗日前线，还在武汉私自扣下了援华的经费，造成了加美援华医疗队的实际分裂，白求恩率领的加美医疗队成为真正的加拿大医疗队。帕森斯有酗酒的习惯，后被诊断出酒精中毒，旋即返美，实际上没有参加中国抗战医疗服务。

　　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并未和白求恩同机抵达武汉，而是在武汉与白求恩、尤恩见面后，前往延安，成为白求恩的助手。布朗1938年前已在豫东教会医院工作多年，他谦逊低调，性情随和，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白求恩对他的为人和医疗技能赞不绝口，两人十分投缘。尤恩要到西安等地采购药品和器械，还要帮助江南新四军，布朗则在白求恩身边辅助，兼当翻译。

　　白求恩、尤恩、布朗三人紧密团结，成为加美医疗队骨干。他们到武汉，中国各界十分欢迎，汉口的《新华日报》以“加拿大派医药队援华”为题，及时报道了白求恩携带1300美金、3万条绷带、600件衣服和其他医疗物资来中国武汉的好消息。

　　“保卫大武汉”，结交周恩来

　　白求恩一到武汉，就联系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安排善于外交的助手王炳南具体接洽白求恩，并详细落实白求恩在武汉和奔赴延安各方面的事宜。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的领导下，和宋庆龄、郭沫若等，紧锣密鼓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群众捐献，全心全意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开展救亡斗争。在武汉的新四军办事处，著名将领叶挺遵照党的指示，和江南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联系，组织统一的新四军，积极投入抗日战争。武汉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国内外正义的力量，群策群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白求恩看到了中国抗战的激烈，对中国人民的遭遇充满同情，同时也充满信心。

　　白求恩刚到武汉，暂住在汉口著名主教鲁兹的家里。鲁兹在武汉多年，广结善缘，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被国民政府、共产党人和国际人士普遍认同，积极协助保卫大武汉，对白求恩的生活起居关照特别多。八路军办事处由王炳南具体负责与白求恩联系。一天晚上，王炳南带着白求恩及加美医疗队的其他成员，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见，之后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白求恩对周恩来的翩翩风度印象深刻，相见恨晚。多年后，同行的尤恩仍记忆犹新：“周先生风度翩翩……他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加上他会讲几国语言，这使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应付自如。”

　　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和武汉时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重点说明了八路军在抗战中缺医少药的真实困难，期待白求恩到前线发挥外科医生的重要作用。白求恩还与前来武汉办事的八路军卫生部部长姜齐贤见面，知道了抗战前线药品严重不足、器材十分短缺的情况，便和尤恩一起奔波于武汉三镇，加紧采购医疗器材和药品，准备送往前线。

　　战火中马不停蹄地治病救人

　　1938年的武汉，战火纷飞，岌岌可危。日寇为了占据武汉这个“东方芝加哥”和事实上的战时首都，丧心病狂地对其进行狂轰滥炸。武汉三镇中，汉口遭遇空袭后成为大片火海；张之洞创办的武器制造基地汉阳兵工厂，因“汉阳造”步枪赫赫有名而成为日本空军轰炸的主要军事目标；在武昌，蛇山和武汉大学珞珈山防空洞成为市民躲避空袭的避难所。武汉驻军和老百姓在日军大轰炸中死伤累累，墙上、树上都是弹片和崩裂的肢体，这地狱般的惨状前所未见……目睹这一切的白求恩无比愤怒，他立即写出英文纪实作品《在汉口》，控诉法西斯残暴行径。

　　白求恩主动承担了紧急外科手术救治任务。因为他看到武汉的大街上，从徐州会战等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拄着拐棍，披着血污的棉装，十分疲惫，特别可怜。

　　白求恩一到武汉，就马不停蹄地治病救人。他看到了流离失所的儿童，目睹了悲惨的景象：伤兵们包扎着被脓血染污的绷带，却得不到及时治疗，衣服和被褥十分肮脏，冷冰冰的地上铺着一层稻草，伤残的、奄奄一息的伤员只能蜷缩在那里。白求恩心生怜悯，竭尽全力通过自己的医术帮助中国抗战。随行的尤恩赞扬道：“白大夫是一位天生的出色的医生，对人类怀有极大的博爱之心，亲自给那些流离失所的、饥饿的孩子们喂饭。他还到军需官那里，为这些孩子要裤子、外衣等东西。”

　　在武汉期间，白求恩一面前往汉阳天主教堂长老医院参与救治空袭后的受伤人员，一面大力采购急需的外科器械和药品。尤恩在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整个大厅里，满地都是鲜血、污物，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断气了，还有两个小孩在父母的尸体旁吓得大哭，场面非常凄惨。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血的气味不好闻，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急，时间紧，耽误了是要死人的。”见此情景，他们立即进行救治，不分昼夜，紧张工作。

　　就这样，白求恩一行在武汉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抢救伤员的工作中，直至一个多月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于1938年2月22日离开武汉，奔赴延安。

　　综合自《文史天地》《人民政协报》孙君恒 王玉铮 朱庭杏 凌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