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多名外国记者提出去延安采访的申请，国民党当局一直拖着不办。不久，在国内外舆论和盟国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勉强批准了采访请求，最后决定组成“混编”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绞尽脑汁敲定了一份有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以及2名领队、4名陪同人员的名单。国民党当局自以为布置得十分妥当，但万万没想到，名单中被冠以“中国陆军机关代言人”的《扫荡报》记者谢爽秋竟是一名中共党员，而其背后的地下工作者团队更是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收集了大量情报。

　　东渡日本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曹祥华担任中共汉阳地委宣传委员，并兼任多个党支部的工作。

　　1927年初夏，汪精卫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7月，中共湖北省委为了凝聚革命力量，成立了中共汉口第三区委员会，下辖租界车夫、汉口英美烟厂、邮政3个支部。10月，第三区委与第二区委合并，曹祥华临危受命担任书记，发动工人，领导工人斗争。区委机关设在汉正街广福巷3号，下辖德国华烟厂、租界码头等十多个工人党支部，党员170多人。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党组织及活动完全转入地下。重建后的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秘密转移到珞珈碑路（今珞珈山街）12号，罗亦农、陈乔年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策划领导了“八二”总同盟罢工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随着形势的恶化，夏明翰、向警予等在武汉被杀害，武汉三镇的党组织均遭到破坏。1928年，曹祥华随罗亦农等人撤离到上海。曹祥华担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书记。

　　1934年，曹祥华赴日本留学，考入日本法政大学经济科。

　　1935年9月，中共党员林基路、官亦民和陈洪潮等人再次成立了中共东京支部。支部秘密联络在日本的中共党员，把党员派到群众组织中去，加强对留学生革命活动的指导。支部组织在明治、早稻田、法政等大学的在校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选举，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曹祥华、谢爽秋等都是积极参与者。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留日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与日本当局的冲突更加激烈，被捕被逐的事件日益增多。

　　全面抗战爆发后，曹祥华、谢爽秋、邓达章、贾植芳等1000多名留日学生毅然中断学业返回祖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一盘大“棋”

　　此时，国民党唯恐血气方刚、受过高等教育的留日学生奔赴延安，于是在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设立了“归国留日学生招待所”，声称凡是愿意参加抗日工作的留日学生，都可以来登记，招待膳宿。以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兼校长，陈立夫兼教育长）的名义组织考试，学员接受短期训练后分配工作。1937年9月，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在南京成立，编制600人。1938年4月，训练班转移到武汉，改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直接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负责西南和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

　　南方局对留日归国学生组成的抗日力量高度重视，派黄静汶秘密联络曹祥华等人，一起考察训练班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了谢爽秋、李哲愚、邓达章和谢挺宇等中共党员。南方局指示曹祥华等人利用分配工作的机会打入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要求这批执行潜伏任务的人采取单线联系，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实行“转地不转党”，把组织关系全部保留在南方局。允许“共产党员和公务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当入党入团时，不必表示迟疑态度，以免引起怀疑”，约定“如入党入团一般的均须填写反共表格及做反共宣誓时，可照例举行”。

　　曹祥华等人打入《扫荡报》后，南方局指示他们要充分利用这张报纸的特殊地位，去做我们需要的情报工作，要利用军报记者的有利身份，注意搜集战略情报。凡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都要及时反馈。

　　长期埋伏

　　《扫荡报》以军事报道见长，所刊发的新闻经常被《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外媒直接采用，被冠以“中国陆军机关代言人”的称号。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扫荡报》依然维持着全国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时曹祥华已经是专栏编辑，邓达章是国际版编辑，谢爽秋为采访部主任，李哲愚、谢挺宇等人是军事记者，他们形成了一支内外结合的情报小组。

　　国民党军队撤退到什么地方，国民党要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李宗仁、李品仙等高级将领对抗战和中共抱什么样的态度，曹祥华等人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及时把一手资料提供给南方局。谢爽秋、李哲愚利用军事记者身份搜集情报，把国民党各战区随军记者、各集团军战地记者和各个军事政治部军事通讯员发回的独家战讯，随时随地向南方局报告。他们还接触了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民主人士，了解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及对各地战况、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见解，从中分析出有价值的情报。每当前线战况激烈，有重大事件时，他们主动出击，采访从前方回重庆的军事将领。这样的采访不但不会引起怀疑，还可以直接从当事人那里获得情报。

　　谢爽秋作为《扫荡报》记者到达延安后，没有像其他国民党报刊记者一样单独行动，而总是和参观团在一起，做了一名“本分”的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扫荡报》总编辑的毕修勺才从曹祥华的同学贾植芳口中得知，原来“他们都是地下党员”。

　　据《党史博览》《解放日报》 徐涛 柳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