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叶剑英既全力“争”又坦然“不争”，正确处理了为谁“争”为谁“不争”，“争”什么“不争”什么，怎样“争”怎样“不争”的问题，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自己的事从来“不争”

　　叶剑英是1931年从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的，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一般称总参谋长）。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叶剑英渐渐认识到，毛泽东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心里对他非常敬佩。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打击和排挤时，叶剑英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此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2年，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叶剑英因为支持毛泽东，也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改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6月，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攻打福建连城，战斗失利。叶剑英向中革军委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博古、李德借机把叶剑英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

　　对于个人职位高低、得失进退，叶剑英从来不争，也不屑于争。他多次和别人说：“我不是因为穷，我是为了理想才参加革命的。”

　　叶剑英入党前，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受蒋介石的赏识，担任过粤军的师长，享有优厚的待遇。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叶剑英毅然决然地同蒋介石决裂，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叶剑英舍弃荣华富贵，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无怨无悔。在叶剑英看来，生命都可以牺牲，个人名利又算得了什么呢？几十年后，叶剑英在谈到往事时，感慨地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

　　为革命战友而“争”

　　叶剑英为自己的事从来“不争”，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同志，他总是尽力去“争”。准备长征期间，叶剑英担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受到打击。长征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要把一部分干部留在苏区。叶剑英耐心地做保卫局负责人的工作，要求尽量少留人，逐个陈述自己对名单上干部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当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长的边章伍不在随军突围转移之列。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就这样，边章伍被保护了下来，并参加了长征。

　　为了保护更多的干部，叶剑英向军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把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误”或受过打击的干部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批被保护下来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名誉并分配工作，后来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为革命前途而“争”

　　长征开始时，中革军委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叶剑英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并担负着保卫最高领导机关的重任。

　　突破湘江后，8万多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3万来人。叶剑英心情极其沉重。而最让他忧心的是红军的命运究竟该向何处走。有一天，行军休息时，叶剑英独自一人爬到一座高山上沉思，“想起毛主席、朱老总苦心创造的中央根据地丢给了敌人，苏区群众在受苦受难，我们转移的队伍前路漫漫，便吟哦了几句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游何时还？……”此时，叶剑英更迫切地感觉到党和红军需要毛泽东。

　　长征初期，毛泽东的身体不好，叶剑英想方设法关照他，保护他。一次，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遇敌军一个连的攻击，毛泽东暴露在敌军的射击范围内，情况万分危急。叶剑英立即率领通信排勇敢地冲了上来，他站在最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毛泽东避免了一次巨大的危险。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还有一次，毛泽东、叶剑英等人正在红三军团开会，敌机突然袭来，对红三军团进行狂轰滥炸。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毛泽东，他拉住毛泽东迅速跑出屋子，隐蔽在山脚下的茅草地里。他们刚从屋子跑出来，那间屋子就被敌机炸毁了。如果不是叶剑英行动果断、迅速，毛泽东当时可能就遭遇不测了。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两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头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叶剑英和徐向前等领导右路军北上，但他时时惦记着毛泽东。在一次战斗中，右路军从敌军手中缴获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起初，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准备把打来的战利品直接交给四方面军供给部，而没有分给中央。叶剑英知道以后，就把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找来，为中央机关争取一些战利品。程世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直接把一部分战利品分给中央机关。博古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毛泽东知道以后，夸奖叶剑英：“组织纪律性强。”

　　1935年6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上同意红军北上，却以各种理由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1935年7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应张国焘要求，中革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张国焘此举意在拉拢叶剑英，因为两人都有留苏的经历，张国焘对叶剑英超群的军事指挥才华也是非常欣赏的，有意重用叶剑英。然而，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却逐渐识破了张国焘的野心。

　　1935年9月，在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及时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毛泽东后来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在“不争”中果断相“争”，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保护了党中央，深刻地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据《党史纵览》汤家玉/文